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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绝。“李相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从天津出发，5日送达汉城。出乎袁、李预料的是，这着棋不仅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剧了朝鲜王室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王室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更趋强烈。朝鲜王室虽迫于清廷的压力接受了大院君归国，但朝野的反应大不一样。“韩国士绅民众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而王室不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达汉城的当天，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国王还传谕禁止诸大臣与大院君往来和私通信件。对此种意外情况的处理，正是袁世凯的强项。
袁公登岸入住宾馆，通知照会各国兵船及各领事，往还应酬答谢；一面函电痛切责备韩国朝廷。次日才开始有韩官及内侍先后来迎。公诘问责备，他们于是诿过于派遣于中国的使臣（通报不及时）。（袁）公正告韩国朝廷，袁某奉朝命，送还你们国王的父亲，像这样简慢不敬，何以面对君父？无论如何，仪式必须庄重严肃，以昭敬重，要求国王迎于郊外。二十七日，抵达汉京，国王设帐幕迎候于南门外。……次日袁公拜会国王，委婉讽劝，申明朝廷赐予恩典的目的是，全你们的骨肉之亲，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许大院君干预国事。王妃藏在屏风后偷听到了，猜嫌之意才稍稍减轻。又责备诸闵及其近臣说，辜负朝廷之恩是不忠，慢待父亲是不孝，陷王于不忠不孝，腾笑各国，贻讥后世，国王何以面对人民？诸位大臣何以侍奉君主？诸闵入宫转告王妃。（袁）并劝大院君杜门谢客，颐养天年，不要干涉国事，大院君领会其意。（经过）多方调停，始各相安。13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即着手另一任务，掐断朝王室与俄国的联络。穆麟德鼓动朝鲜寻求俄国保护以谋求自立，在清廷看来是背恩负义的小人，但穆是德国人，清廷拿他没办法，只能压朝鲜政府解聘其职务。穆虽被解职，仍勾留不走，恰值大院君回国，“穆麟德乃愚弄闵妃，说有办法可以阻挠大院君回来，又鼓吹（俄国公使）韦贝来恫吓韩人。王妃每月支给他三百薪金，出入宫廷，至是尤其肆无忌惮14。”10月8日，袁约见金允植，嘱其勿受穆氏蛊惑；10日作《摘奸论》，“揭露俄国对朝鲜的阴谋，及朝鲜受俄国保护，韩兵归俄国教练之害，劝以越南为戒15。”14日，在《俄韩和好通商条约》互换的当天，袁“以论送给国王。又遍示诸闵及韩诸近臣，国王及王妃惊悟。次日，王请公笔谈良久，公反复譬喻，国王的主意才定下来。解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差使，发给三个月薪银，让他离开。穆麟德失意，求袁公为他另谋差事。公禀报李相，许可给予差事以笼络住他16。”其实，所谓国王和王妃“惊悟”云云，不过是作戏而已。在朝鲜一方，已通过穆氏与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为了他与清廷搞僵；在清廷一方，通过一压一拉（假意允诺穆氏回津另委差使），摘除了这颗眼中钉，也可满意。此后中朝之间关系，实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中朝之交涉亦多为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外交戏剧矣！
其实，袁世凯对此一清二楚，回津后即将其观察所得到的印象及时密报李鸿章。因此李在接到朝鲜国王来函请求派清兵驻扎汉城时，就不再为其所惑。在给总署的密函中，李对此的态度十分明朗：
袁丞密称，大院君及该国政府均不愿依附俄国，惟国王游移无定见，诸闵少年，阴谋唆使闵妃主持其事。欲请求俄国保护，凭藉俄国为后援，以对付中国，（同时）仍外结中国以防俄国。其心叵测，请求驻兵乃尝试敷衍之词，不足信也。……穆麟德即使不在那里播弄，而诸闵与闵妃专权，难保不荧惑国王接受其奸计。鸿章虽已一次次去函剀切开导，据袁丞密告，该国王还是表面顺从心里违拗。物腐虫生，后患甚大，实在无可如何，不敢不据实情密陈，敬乞转奏，预先筹划方略大局。17
可见，袁在朝鲜，通过自己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为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10月28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荐举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使朝鲜：
奏折以公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其国王也来函，敦请遣往相助。宜从优授予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该员历著劳绩，请超擢职衔官阶，以重体制，而资以镇摄。又附片密陈：韩王趋向不专，择强自庇，日本兵刚刚撤退，俄国使节随即到来，反复筹算，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袁世凯足智多谋，希望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这种趋向）。该员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等语。随即（30日）奉旨：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按照北洋的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发公文，委任袁公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二十六岁，从军不过四年多时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奇迹。这固然与袁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表现出色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李鸿章向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皇太后（其时慈禧尚垂帘听政）举荐袁世凯的函件、奏章和附片中对其赞赏有加，情见乎词，可谓不遗余力。没有李的力荐，袁不可能越次擢升19。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抉择，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于计算的头脑。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举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军东渡朝鲜。其二，自己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于此出头几乎没有可能。故虽有荐书，亦予以放弃。此为自知之明。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但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少，更易崭露头角。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并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慰虚荣而无裨益于实际；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正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由此可见袁头脑实际，工于算计的一面。以袁之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抉择。
1885年11月13日（旧历十月七日），袁世凯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再赴汉城，比起陈树棠，虽然只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权比陈大得多。举凡朝鲜外交内政诸多事务，袁均有权过问，实际上等于北洋衙门的常驻代表。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诚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20。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李鸿章倡导洋务，是高层中仅有的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清人刘体仁在其笔记《异辞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谘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21
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不过是一驻外使节，又何能左右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实际上负有全面的责任，行政、外交、军事，样样要管，公务极为繁忙。对于朝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全要依赖作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凯提供信息，分析情势，执行决策。而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即对人对事均有自己的主见，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线，消息灵通，足智多谋，所提建议多出于实际，这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从现存文献来看，袁、李电函往来之频繁，远过于其他驻外使节，而袁之建议也多为李氏所采纳。不同之处在于，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轻气盛，更倾向于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二者在对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颇有文武张驰、默契无间的特点。
当然，清廷对朝的所谓外交政策，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也是一种根本无视朝鲜之主权，粗暴干涉其内政外交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但在19世纪，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传统观念，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在清廷看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以抵御列强对满洲的觊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谓是非亦由出发点之不同而不同，由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于今仍不免如此。故笔者对李、袁之朝鲜政策，只能肯定其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宜其受到朝鲜的抵制和反抗。对李、袁之作为本身之是非对错，则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加以判断评论。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