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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侯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6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了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何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88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出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书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发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注释
1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5—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初露峥嵘 ＇二＇
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有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就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凯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了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