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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这样作了三次，最后说：“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后分数段进行。撤消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时任四川将军），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全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计议既定，乃邀请徐世昌入京。87
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五将军密电”，而促成者，冯国璋也。所以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实在是主导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冯支持袁，则西南不难平复；冯支持西南，则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导致全面内战；冯不作左右袒，则西南、中央成不战不和之僵局。所以，袁与其说是败于蔡锷的起义，莫如说是败于冯国璋的抵制。而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诚，而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团分化离心的催化剂，这是袁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是个头脑精明、心思细密的人，为何决策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他为什么会对北洋阵营内部的危机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往绝路上走？这就不能不涉及专制政体下的一种独有现象了。袁世凯混迹政界三十余年，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政客所能达到的巅峰了，但作为政治人，其追求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止境的。当了总统，还想连选连任；连选连任还不过瘾，就再搞个终身制；终身制也办到了，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想要把这种尊荣一代代传诸永久，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当皇帝。其实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还是不能满足的。翻翻中国的史书，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为了永享荣华富贵，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读历史读到这种地方，不能不废书而叹，人内心的欲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呢。
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88
“儿子愚弄，群小包围”，是使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也是专制政治圈中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不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存了当皇帝的私欲，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给了“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督军，作为冷眼旁观者，后来曾指出：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89
譬如，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小袁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很关键，于是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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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 ＇六＇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员，可想而知，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当然，袁世凯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谄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谏的朋友。譬如当年与他一起在直隶办新政的严修，可说是袁世凯的患难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凯失势，罢官回乡之时，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于出头说话的，独严修上折为袁鸣不平，且亲自到车站为袁送行，自己后来亦因此丢官。袁世凯复出后，一直想以高位酬报这位患难朋友，但严修绝意仕进，拒绝了一切高官厚禄，以在野之身从事教育，今天的南开大学就是严所创办的。但严修答应袁世凯看顾指导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于严修都有师生之谊。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严看出袁世凯有称帝之意，出于私谊公义，他致信张一？，要张向袁转达自己对帝制问题的看法：
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家亡与不亡，要看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宪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长。今天议论（更改国体）的人，以无耻引导人，金钱诱导于前，斧钺威逼于后，誓词等于玩笑，明令全都是骗人的话语。这样做而想要有良好的宪法产生，清白的人才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以我大总统的明哲，绝不能不考虑这些。特以受总统恩遇之隆，无以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故敢于恳求有机会时代我陈述这番道理。91
严修这番话说得够重了，但仍觉得不能释怀，故于次日进京，向袁面陈意见：“若这么办事（指帝制），则信誉成为妄语，节义成为虚言；公（指袁世凯）虽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体的92。”事实证明，日后出现的正是严修所预见到的那种局面，可叹的是，袁执迷不悟，把严修的话当作了书生之见。其实，严修是“旁观者清”，而袁世凯才是“当局者迷”呢。
严修、张一？（据说还有王士珍）的劝谏是袁世凯所听到的北洋内部惟一公开的反对意见，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认识到“忠言逆耳”的意义，但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