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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勇、浏阳县的浏勇等，故湘乡来者被称为湘勇。乡勇起初的作用只在保境安民，防御太平军入境。太平军北进湖北，长沙解严后，巡抚张亮基调湘勇赴省城以充实防御，适逢朝廷要曾国藩帮办团练，这支家乡子弟兵便顺理成章地隶于其麾下，成为他用以剿匪的基本力量。
从曾国藩此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已决意用严酷的手段治乱，而且其想法得到了张亮基等人的支持。胡林翼在贵州剿匪，成绩斐然，曾去信求教，“闻台端刬除强暴，不遗余力，鄙怀欲取为伐柯之则，倘肯授我方略，时示成法，实为厚幸。”113在给老友冯卓怀（树堂）的信中则称：“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蘖，而贻大患乎？”114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自言“札各处绅士缚著名之痞匪，差为响应，至则斩刈，不敢复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115阴骘者，报应也。一般人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过多，会遭报应，死后亦不得超生。他这番话，既是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决心。
在搜剿土匪方面，乡勇战绩斐然。
先是，湖北崇阳钟人杰于道光二十二年末起事，占据崇阳、通城两县，戕杀县官，称王设官。其时浏阳东乡周国虞、曾世珍等人以防寇为名，组编团练，“招聚不逞之徒，为暴乡里，习刀茅，治炮械，志益叵测，邑人多隶名其中”。116周等命名其组织为徵义堂，由于人多势众，俨然成为当地与官府相抗衡的一大势力。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曾派人与徵义堂联络。浏阳团总、廪生王应苹捕获了联络人，得到了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复信，被周等杀害。张亮基得讯后，暗地派人探察徵义堂的虚实，并于咸丰二年十二月派江忠源率所部楚勇千人前往浏阳，连战十二日，斩擒千余人，解散胁从者近两万人，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张亮基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携江忠源部赴湖北，江仅带走四百人，而留江忠济、刘长佑等率楚勇千人留驻长沙。此后，湖南剿匪的担子便落在了曾国藩肩上。
正月二十二日，接到耒阳县的禀报，常宁有土匪啸聚，曾国藩当即委派刘长佑带楚勇五百，王錱带湘勇三百前往围剿。曾氏对他们约束甚严，告诫他们：“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117刘、王尚在途中，常宁土寇即闻风而散，恰逢衡山曹戭、李跃聚众六百在草市起事，两军分进合击，大破土寇，这是湘勇初次作战，牛刀小试，大获全胜。
五月，江西土寇迫近桂东，罗泽南、王錱率部防堵，斩刈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
之后，罗泽南、罗信南部赴援江西，王錱率部于湘南郴州、桂阳等地搜剿土匪。七月，兴宁一战，毙俘二百余人，湖南之形势稳定了下来。
在扫除地方黑恶势力上，曾国藩亦施行铁血政策。上任伊始，他便在自己驻节的公馆开设了审案局，“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118“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119其严酷无情，在他此时的书信批牍中，可以略见一斑。
对于捉到的土匪或会匪的首犯，他要求一经确认，即行正法，绝不宽待。如巴陵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先后讯明正法，他批示“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120
匪盗之外，地痞讼棍也在打击之列，原因是“地痞讼棍与著名之土匪，气类相合，严办数人，宵小自然敛迹，幸勿稍存姑息也”。121
他主张办案要从快从重，不必拘泥于司法程序。“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122又云：“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斩刈唯恐不速，尚何牵拘文义之有？”123
对于平日为非作恶，鱼肉乡里的差役，国藩称之为蠹虫，批示“亟宜翦除，以靖地方”。“此种集蠹，锄一恶即足以快万众之心，幸勿稍存姑息，久遏民怨。”124
对于乘乱抢劫者，他指示：“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凭空诬人为盗者，亦立毙杖下。”125
此时，曾国藩身上，已全然不见儒者温和敦厚的影子，而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法家面目。乱世难有作为，他认为：“今日疲弊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案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126又曰：“除暴安良，为今有司第一要务。否则，弱肉强食，粤逆不到之区，亦为土匪蹂躏不堪矣。”127
但他也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主杀。在指示各州县缉盗之批牍中，他亦屡屡指示不可以捕盗之多寡定功过，以免“诬拿平民”；抓获盗贼后，要认真研讯，“以期不枉杀一人，不宽纵一人”；128要求各地对抓获的人犯，“务期研讯详确，无枉无纵”。129
这样，四个月内，“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限期交人，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130至于各地依其指示就地诛杀的匪徒痞棍，其人数当几倍于此。
在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从事剿匪除恶的同时，民间也渐渐生出来一种舆论，不少人对他的严刑峻法抱有非议，甚至有人给他起了“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但曾国藩悍然不顾。后来，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的信中，他曾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藩弥善，深闭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与其建业者。欲固执谦德，则于事无济，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131
他无视地方官场的规矩，必然会引起忌恨，好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132的朱批。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严酷，在当时是必要和及时的。首先，剿匪有助于恢复一度被战乱搅乱的正常秩序，稳定住民心；其次，扫除社会黑恶势力，大大恢复了绅民们对朝廷与官府的信心。从后来事态发展看，收效显著。太平军后几次进军湖南，非但得不到初次入湘时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遭到各地团练的顽强抵抗而难以落地生根。可以肯定，没有曾国藩这一番猛烈扫荡，湖南稳定不下来，后来便不可能成为东南各省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员、粮饷。
然而在官场中，还是有人对他侧目而视，不少高官对他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作风看不惯，认为他喧宾夺主，目中无人，越俎代庖，僭越了官场的游戏规则。不久，一场他所始料不及的冲突发生了，竟迫使他不得不离开省城，避到衡阳去办理公务。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版，第239页。
2同上，第240页。
3同上，第242页。
4同上，第91页。
5《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版，第39页。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五卷，岳麓书社1994年5月版，第190页。
7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郭嵩焘诗文集》卷十七，岳麓书社版，第329页。
8“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又云；“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83～84页。
9“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参见同上，第95页。
10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之107种，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影印版，第47页。
11《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版，第96页。
12简又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译者序》，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3页。
13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9月版，第4页。
14罗家伦：《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序》，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1986年9月版，第2页。
1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卷首绪言》，同注13，第39页。
16洪氏家世，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13~15页；简氏曾亲访洪氏故乡并抄录洪氏族谱，所道尤详。
17参见同上，第16页。
18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版，第15~19页。
19同上，第22~23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卷二百五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第8180页。
21戴锡章：《西夏纪》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58页。
22参见《明史·流贼列传》卷三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第7956页。
23《洪仁允觥罚赜谥泄费Щ嶂鞅唷吨泄妨洗钥ぬ教旃罚ǖ�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6月版，第847~848页。又参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页。
24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41~42页。
25洪仁骸队⒔芄檎妗罚吨泄妨洗钥ぬ教旃罚ǖ�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第570页。
26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道光十二年部分，上海书店版1986年9月版，第8～10页。
27参见同上，第38页。
28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1～32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69～71页。
29“例如，彼等在各章中见有‘我’、‘我等’、‘汝’、‘他’等代名词，均不知其所指是谁，……每有文义符合其个人见解者，彼必将‘汝’、‘他’等代名词解作指其自己本人，盖其以为此几本书乃特为其个人而作而由天所赐者也。每见书中有‘全’字，则辄以为是指其本名秀全。”“其时秀全在莲花村与李某继续研究《劝世良言》。书中词义均自行忖度，……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是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及洪秀全。彼等又定制宝剑二柄，各重数斤，长三尺，秀全与李各佩其一。剑上镌三字曰：斩妖剑。”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26、28页。
30同上，第28页。
31“时在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之下半年，秀全仍居乡间。有乡人巫姓者自广州回官禄村，告以有一西人名‘阿罗哥’者在广州传教，其教理与秀全所传者大约相同。”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99页。
32参见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第34～35页。
33同上，第38～39页。
34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第53页。又见《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