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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数量，《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 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明中期到明末）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约7000～10000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4至1/3。
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美国弗兰克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所以他说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日本滨下武志认为：
如果回溯历史，可以看到，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在这里，近代亚洲的贸易圈，并非因西欧资本主义的加入才开始形成，因而，必须以亚洲区域贸易圈的既存历史为前提，因欧美各国加入出现的新的关系而展开，从这种种因素的总体关系之中去进行探讨和把握。
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说：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
樊树志在《“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中说：
在以往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似乎久已深入人心，以为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日趋没落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表明，当时的中国竟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邻近的国家在保持传统的朝贡贸易或者说是勘合贸易、贡舶贸易的同时，民间走私贸易日趋兴旺，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美洲的殖民地都卷人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生丝与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球，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占世界产量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种现象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震惊，然而却似乎早已被当代中国人忘却或者全然忽略了。其实即使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由于中国私人海上贸易对西方殖民者贸易的巨大冲击，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为了抑制中国商人大量到马尼拉贸易以减少白银的外流，使用了巧立名目和敲诈、实行“整批交易法”、集中并限制华人行动等手段，甚至不惜大规模残暴地屠杀数万华人。而后的荷兰人更是占领了中国台湾，粗暴插手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抢掠中国商船（这种情况直至郑氏集团的兴起后转变）。
（西班牙殖民者）遂于翌年（1603）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再次对马尼拉华人实行大屠杀，原因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丝织品输入墨西哥，造成墨西哥本国的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于是造成两个总督辖区之间的贸易在1634年遭到禁止。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
……当时另一对中国海外贸易感兴趣的是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我国的台湾岛南部，企图以此为据点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他们一直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所有过往的船只，除了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护航下打算到巴达维亚的外，其余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掠夺。中国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台湾与荷兰殖民者贸易。
万明认为，明代中后期，中国正在形成白银货币化，使中国经济从农业为主逐渐转向商业货币经济，同时也促使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这里也作简要摘录：
在世界贸易的时间应该提前到16 世纪40 年代，也就是中国对于白银产生大量需求并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代，则更为贴切。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世界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市场雏形已经开始运作；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历史的进程中所起的重要的作用也已经显示出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币，采取银本位制，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跨越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货币流动形态。几乎绕地球一周的贸易结构，以白银为轴心建立了起来，换言之，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或称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于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中，第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了。对此，明代中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与世界的链接，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奠定，整个社会加速走向货币经济化。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除使部分西方转手贸易者获得高额利润外，更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惊人的规模输入中国。
……中国社会的白银货币化，中国货币体系向贵金属白银的转换，意味着中国社会经
济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为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促成了世界范围生产出现明显增长。
……从本质而言，白银货币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趋势，也即市场经济萌发的产物。
……事实上，将晚明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看，明末中国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与世界通货危机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然而，比王朝衰亡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以白银货币化为先导的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至此遭遇了首次挫折。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导致中国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
3。海外走私贸易的盛行与海盗的猖獗
明朝初期严行海禁，曾有“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的禁令，明太祖朱元璋还在沿海修建卫所及其它防御工事，以防人民出海，只保留具有政治性质的朝贡贸易。但沿海居民为了生活，追求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走私活动自明初就已经出现且一直没有停止过。
顾炎武说得好：“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欧脱之地。”“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息，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以小民衣食赖，遂稍宽禁。” 在洪武严禁时期，沿海百姓尚且“冒死私出”。在永乐“稍宽禁”的情况下，私人出海贸易的情况自然更多。明宣宗继位后的一条上谕中说，在这段时间，沿海军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 明成祖死后，“永乐年间有所松驰的海禁政策又重新强化，朝贡贸易也趋向冷落、但是，由于政治腐败、海防废驰等原因，这时的私人海上贸易反而在暗中有所发展。”
民间非法走私贸易，明初屡禁不绝，成、宣以后其势益盛，及后土地渐趋集中，无田百姓为谋生路，亦闽、粤等沿海地带，与当地官、商等颗同出海贸易；另随明国势的衰落，藩属列国入贡锐减，当时却出现不少海外各国来华通商的私舶，这无形回事朝贡贸易的衰落，而助长民间自由贸易的展开。
因“厚往薄来”的朝贡，官方能够获得高额利润的官办贸易在郑和七下西洋后被文官集团阻挠和制止，导致明政府财政损失较大，加上东南亚各国或地区被西方殖民贸易者征服，明中期后，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日趋衰落，如《泉州市志》记述：“明代……这时泉州进行的官办贸易，已非宋元时代可比，而是日益缩小，逐步走向没落。”而民间走私贸易却更加猖獗，屡禁不止。李木妙在《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中说：
正德四（1509）年广东镇巡官以既不能彻底禁止，而主张允其进口公开徵税，不但可以杜绝私贩，而且有利中央、地方的国库收入，或用以代俸或补充地方军饷。驰禁之后，民间私贩大盛，当下朝廷亦有“遵守成宪”与“变更成宪”的争持，若依前者，必然使民间海外贸易受阻，而国库枯竭，故朝野人士多倾向后者，部分沿海地区官吏，更是默许一部分私商的活动，积久私人的海外贸易已为既成事实。
……可惜开放情形尚未形成固定政策之际，却发生葡萄牙商船强行贸易、侵扰闽浙沿海，及日本贡使互争真伪而酿成彼此仇杀、焚掠宁绍事件，明廷遂于嘉靖年间再度厉行海禁，严重影响当时中外的关系。……碍于明朝的厉行海禁，正常贡市似难以恢复，遂促使合法贸易转为非法走私。
自嘉靖初年再度厉行海禁以后，民间走私贸易突转猖獗；东南沿海所在通番，而以闽、浙为甚。当时走私贸易活动性质则有所转变，……本阶段的民间私贩则可分为两类：其一有闽、浙大姓贵家操持主使，私枭舶主依托势要、土豪勾结上层势力，沟通官府、挟制有司，包庇窝藏，公然进出海上；其二系闽、浙、粤等沿海地区贫民与桀鳌者下属势力结颗行贩、纠党入番此时私贩活动以贵家势豪参与其间，故组织、规模亦与前不同，起先下海各自行动，后来由海道不靖，经常遭受劫掠及彼此利益冲突，强弱相凌，遂各结舯依附一雄者以为船头，且备有武装护航，成群结党、连樯往来。……资力雄厚的走私的海商，更雇用穷恶者或日本亡命浪人，借其野横以增加声势。
私人海上贸易如此发达，官方又难以控制，走私盛行，在巨大利润的诱惑下，为暴利铤而走险者越来越多，海外“诸番”与沿海商民不断要求进行开放贸易。“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正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明政府强化海禁，措施越严，却越促使沿海商民与海外“诸番”里外勾结，越勾结就越促使政府强化海禁，形成恶性循环。并逐渐形成官商勾结，亦商亦盗。亦商亦盗式武装走私贸易是当时明朝所谓“海禁”的产物。海盗集团层出不穷，他们用雄厚资金组织武装，并在海上对抗政府。
私人海商在海上时商时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在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