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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心目中要烧毁的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明末汉人的著作。因为当时正是明、清互为敌国之时，汉人著作中多有反清之语，特别是那些坚决反清的民族英雄如夏完淳、史可法等人的著作，他们本人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尚在民间流传。第二种，是乾隆当代人的著作，也就是那些不合作、不驯顺、不肯作忠实奴才的文人们的著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乾隆下决心要消灭上述两种人的文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统一了，再加上武力上的保障，他的天下才会太平，汉人及其他各民族就会心甘情愿地作他的奴才，而他的大清王朝也就可以永保无虞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了。
乾隆禁书、烧书的办法也日益聪敏，原来只是进行检查一法，后来又提倡检举一法，凡能检举揭发别人私藏禁书者，会给予“奖励”。原来指示凡禁书可就地焚毁，后来又下令禁书必须解送京城统一焚毁（可能是乾隆不放心，所以要亲眼目睹才放心）。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向闽浙总督陈辉祖检取监生卓天柱家有禁书。陈辉祖派人前往搜查，结果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收藏所谓“悖逆”诗文一案。事实上，卓天柱所收藏的只是他祖父卓长龄的诗文。所谓“悖逆”，也就是在文中有“发短何堪簪”、“彼都人士，痛绝禾黍”这类句子，另外就是在抄录皇上的诗时没有出格缮写，并用红笔圈点。乾隆居然勃然大怒，他说：“卓长龄等人乃本朝人，吃本朝饭，喝本朝水，乃敢大出狂言，讥刺本朝？此本人虽已死去，逃脱杀头之罪，但其孙耄ы檬椋砸材淹哑渥铮τ柩暇俊！敝髯右痪⒒埃旅娴呐琶堑比桓缋撬苹⒘恕�
地方官员的搜查各种藏书是禁书运动的第一个层次，把搜缴到的书送到京城以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这是第二个层次。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以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而且鼔励大家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这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收书和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的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如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有个姓蔡的地主，因与同县人徐家发生土地纠纷，便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词》内容悖逆，所举例证，就是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诗句。本来该句只是叙述自己第二天早晨将去京城之事，却被告发者曲解成“反清复明”之意，此案由刘墉（即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刘罗锅，但历史上的刘墉与电视剧中表演的刘墉是两码事，不能等同）上报朝廷，乾隆一看到“明朝”和“清都”两词，勃然大怒，也不调查审讯，就下结论道：“这乃非常悖逆之语！”。由于徐述夔已故，竟下令将其儿子和学生处以斩首示众，将其他家属仆人等都没入官府为奴。这明明是一椿冤案，但专制帝王杀人如草，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家破人亡。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许多当时兴师动众、震惊全国的文字案子，其实都是冤案。由于冤案不断发生，又有不少家庭在这些冤案中家破人亡，结果造成了读书人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形成了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但这正是乾隆所期望的结果。这样一来，读书人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个个都成为谨小慎微、附首贴耳的奴才了。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尽数解京焚毁，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另有各地方戏曲，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也要留心察查，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乾隆都注意到了，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以下数字：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这样的编书，其居心何在，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所以说，实际上被焚毁的书恐怕还不止三千多种。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登峰造极。章太炎曾有感而发：“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烧书只是乾隆文化专制的一个方面，那么对待他认为可以保存下去的书又是如何处理呢？还要进过四库馆的审阅和删改。乾隆的删书则是他的文化专制的另一个方面，而且颇具独创性。早在搜书、焚书的同时，乾隆已经对如何删书作了具体规定。凡是皇上认为应该忌讳的字和词都要删除或改换，如：虏、戎、犬、蕃、夷、汉……等字，如：夷狄、北虏、女真、北朝、腥膻、蕃寇、乱华……等词。凡是皇上认为触犯了大清国的道德观念的文要改，如一律禁用古代帝王之名，而把关羽原有的谥号也加以删改。凡是皇上鄙视的人所写的书本属禁书之范围，不但要焚毁，而且如果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有引用其文的，那么也要进行删改，务必不使被禁之文出现。如乾隆曾亲自提名的钱谦益、屈大均、吴伟业、房可壮、王永吉、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不但其文要焚毁，如其名或文出现在他人著作中，也要对其名和文加以删除。在删除的地方不加说明，不留痕迹，往往使读书的人莫明其妙。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乾隆是如何进行删书的：
学者傅先生藏有宋版本《古文集成》一书，该书为卢陵王霆震所编，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至南宋的古文五百二十多篇。学者以该宋本与《四库全书》中的《古文集成》相核对，核对下来，该学者大为震怒，他说：“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折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他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一焚二删，原有的中华典籍，从七千种左右只留下三千多种，而且这三千多种里有不少是经过删除或改头换尾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摧残，是乾隆的一大“伟业”。鲁迅曾对此评论说：“……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之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顾颉刚也曾对《四库全书》作过如下评论：“……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他的《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乾隆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大肆摧残中华文化的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传说当时乾隆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组织了几千学者来编纂《四库全书》，这种说法并非全是事实。当然，在搜书、焚书过程中，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但在编书过程中，据第一份《四库全书》完成之时所开列的参加编纂的人员名单，只有三百五十多人。所谓参与的知识分子有几千人，纯属夸大之词。这三百五十多人中，核心人物只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纪昀（晓岚）、陆锡熊、于敏中、王念孙、陆费墀、周永年、邵晋涵、俞大猷等。而尤以纪晓岚为最权威人物，人们往往欢喜把他说成是《四库全书》成书的第二大功臣，（头等大功当然应归功于乾隆）。其实不然，如说到对《四库全书》的所谓贡献，陆锡熊、于敏中等人不在纪昀之下，但纪昀为人圆滑，深得皇上欢心，因此他的“功劳”除了乾隆就他最大。（人们如果把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与电视剧《铁嘴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晓岚等同起来，就不免滑稽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到艺术感染的力量所在。）
从公元1772年向全国搜集图书算起，到1782年第一份《四库全书》办成，共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书是办成了（但总体上未算结束，因为一共是办了七份），但其中的错误却不少。在清当代，是没有人敢对《四库全书》说三道四的，明知其中有错，也是噤若寒蝉，不敢指出，因为《四库全书》是钦定的，钦定的书，谁敢批评？有人因对《康熙字典》指出某些错误而被搞得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之事，人们记忆犹新。但在清代覆灭之后，现代的学者却就毫不客气的指摘它的谬误。学者余先生在《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中，指出“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