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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车别把民族的演化分为部族和文族两个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民族本质和民族认同的认识存在差异，如主观的心理认同是直接指向文化，还是指向其他因素。为了区分这种差别，我们可以把主观上直接以血缘（尽管实际上血缘并不起关键作用）或信仰、风俗或地域等来决定认同归属的民族群体称为部族，而把直接根据文化的差异来决定民族认同民族群体称为文族。显然，部族是民族发展的初级和薄弱阶段，有点类似于种族的概念。
部族和文族都具有民族之本质，在客观上无论是部族或文族，文化因素都是决定其群体稳定与否的长期核心因素。孔子作《春秋》，已经提出把文化作为区分民族的主要或核心因素，而不单纯根据血统、地域等因素决定。中国的汉族（华夏族）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文族阶段。正因为如此，后来才会不断有其他处于部族阶段的民族融合入汉族之中，成为汉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族也在历史变迁中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
蒙元和满清的统治时期，则使民族演化发生了倒退，蒙元将人划分为四等，满州人则本身是一个按照血缘和参与政治军事组织（八旗制度）来划分的民族也即部族，并且始终强调血缘与政军组织划分民族的原则，这不仅使当时的满族始终停留在部族阶段，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华夏汉民族也倒退成为部族。这是满清统治的巨大恶果之一，影响至今。
西方近代主流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可以说是部族主义，其核心焦点不在文化而在血缘、地域和信仰上，西方殖民侵略者在抢夺亚、拉、非等洲民族的生存地盘上，在建立政治组织上，常常表现出煽动杀戮，鼓励仇恨的狰狞一面，这是其部族本质的反映。
如西方国家在近代过程中侵略他国，贩卖黑奴、鸦片，不断发动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说明其处于民族演化的初级阶段。其中尽管有学者、思想家提出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的核心因素，但这些思想基本上不占据主流。一直到产生希特勒纳粹的极端血统论的种族主义，包括日本法西斯的种族主义。二战后，西方国家逐渐承认，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多个国家。并逐渐认识民族的本质和核心是文化，西方的民族现在也逐渐从部族向文族演化。
3。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与文化民族主义
历来人们对华夷之辨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这是强调血缘和地域因素，歧视其他民族。实际上，血统论也并不是全无道理，如前所述，血统等因素是通过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影响民族认同的。“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 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能“崭露头角”，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礼仪、道德、思想、服饰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等单一因素区分。
我们先看看古人对“华夷之辨”的相关论述：
春秋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论语》：“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孔丘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 晋江统《徙戎论》：“《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全唐文》：“躬上圣之资，合至神之化，戡祸乱制夷狄之武，修礼乐垂宪度之文，不可谓实之不孚也。” 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宋代苏轼：“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明朱元璋：“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 明刘基：“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 明王夫之：“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
粗看来，古人似乎充满着对“四夷”即周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是因为处于中原的华夏常常遭受野蛮的游牧民族入侵、掠夺和破坏，如无法计数的对边境汉族人民的抢劫和烧杀，特别严重的有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元灭宋和满清入关。故而，古人在论述“华夷之辨”时强调周边少数民族同华夏的区别（即落后），以及深刻的防蛮夷、卫华夏的思想。
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从华夏——汉民族服饰汉服名称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汉民族的文化优越感：
在古代典籍中，关于汉服的记载，用的最多的是“衣冠”、“冠裳”，而不是汉服，其中原因大致是这样，一是历来根深蒂固的华夏（汉）文化本位主义。在古人看来，世间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最文明，夷狄次之。“衣冠”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是默认的，具有惟一性，“夷狄”是没有的，“禽兽”更不用说；因此，“衣冠”前面也不必加上“华夏”或者“汉”字进行强调。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史籍为数不多的“汉服”字样来自契丹、女真等非华夏民族的史料中；在非华夏民族看来，汉人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汉服”。二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长期使用“华夏”“中华”指代“汉族”，因之，“汉服”的提法就不多见。这其中也折射出汉人长期以来的民族优越感和自我文化中心主义，不愿意把自己和其它族群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经过辽宋夏金元的民族大冲突、大迁徙、大融合阶段，到明清交替前后，中国境内不同种族之间的族群意识都空前增强，包括汉民族在内，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着转变，这从对“汉服”的用词也可以折射出来。
汉武帝曾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意思是若其后世仍如其所为无故征伐四夷就是重蹈秦亡覆辙，而太子“敦重好静”“能安天下”，使武帝不觉忧愁。可见，“安境保民”才是汉军反击匈奴战争的根本目的。而明朝人王夫之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 意思是：夷狄和我们不同族，如果他们侵略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多杀他们并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王夫之又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缊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 如果一个民族的仁义需要自爱和自制，如果连本民族的正常生存都不能保证，外来侵略压迫不能抵抗，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仁义。
儒家创始人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和兵部尚书李靖对话：“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府，以隶安西都府，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个人或集体的民族属性具可变性，“蛮夷”能被改化为“华夏”，也说明中国人自古认为文明与野蛮之分是华夷之辨的重点。
再看看《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这里已经明确地用文化和心理认同来决定华夷归属了。也即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虽然“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国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用近现代人常说的话就是“汉奸”。这一观点已经把决定民族归属的文化核心和心理认同的关键作用说得清晰透彻无比了，即便我们今天重新来表达，也不过如此罢了。这种观点已完全摆脱了把民族归属捆绑在血缘、地域、政权等因素上的民族认识的低级阶段，也再次证明古代中国早已进入民族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文族阶段。
看看一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