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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就回家来，”她说，“再过十分钟妈妈就和你们一起在家里了，你们不用害怕。”
当两个孩子渐渐安静下来时，她关上了机器。
我躺在那里没动，只在被子里向她这边看着。她转过脸来看我时，我假装安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这样，她在半明半暗中一定会以为我还没醒。她拿了她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消失了。
当我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满足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恼火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带着这种感觉，我晚了三四个小时走进了办公室。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莎拉又站在楼下的大门口了。她带着孩子。我们决定去市场，给孩子们的将是冰激凌和游乐场，给两个相爱中的人的，则是一条僻静的长椅。
在游乐场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脸却避开了我。
“我要离开简斯，”她说，“你要我吗？我和孩子们？”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令人恶心的、廉价的动物认养中的点名叫卖，一只甜甜的狗带着两只珍贵的小狗崽寻找新的主人的宠爱和认养。你想要我们吗？这一丁点儿也不像那个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莎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坚强和自信。
我支支吾吾，男人习以为常的顾虑，什么责任啦、房子的大小啦、自立啦等等，突然一下子向我涌来，战胜了我。
“那也好。”她说，她还是没看着我，“让我们忘掉那个晚上，我只是不应该责备自己没想办法争取，你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我心中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你，不过不行也就算了。我得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慕尼黑。”她说，“我妈妈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女友。一切都重新开始。东西都打点好了，昨天，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弄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走。”
她站起来，叫孩子们过来，他们极少这样听话，这样安安静静地叫一声就过来了。
“生活愉快，图波尔。”她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又脚踏实地了。还有，不要因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我必须试试，我心里不管怎么说是有愧的。”
她没有把手伸给我，也没有吻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她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贤妻良母，聪颖美丽，身材无可挑剔，诚实温柔，刚刚三十岁，想找一个忠诚的、有爱心的男人，至少是注意到她的存在的男人。
现在您明白了吗，弗朗索斯？有人警告我山在崩塌，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坍塌下去。接下来还有布莱因。是不是正为这事儿对布莱因·罗德勒尔采取什么措施？以后我还要一直在他的处里待下去。他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可是法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常常要报复人的。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您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别的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布莱因跟这事儿没任何关系，真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吗？明天我将告诉您，躲在这事儿幕后的到底是谁。您大概一直以为有一伙人隐藏在我的背后，是吗？我告诉你吧，弗朗索斯，在我背后根本没有许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第五天
您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弗朗索斯？人在夜里突然醒来，清算自己，总结自己的生活，干过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就在我昨天给您谈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我发现转眼之间我的血肉之躯变得这样脆弱，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失灵的小零件，因失灵而负有责任。我竭力想要道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弗朗索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您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您自己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呢？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与我背道而驰。莎拉走了。诺拉走了。她们在屋角的柱子上涂满了悲惨的图画，那上面有我所失去的一切。那上面有失而复得的父亲，不愿再同我说话的母亲，就连我的那辆老掉牙的心爱的自行车也在慕尼黑被人偷走了，那是诺拉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周末，空荡荡的，让人销蚀的周末，我试着勾画一种反向模式。我积极地从正面去思考，大声列数着：我有一张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沙发、一个橱子、一台超现代的个人通讯机、一套房间、一份工作、二百个电视频道，还有全世界的网上笔友。我会连一年四季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也许不会很快就死，但总有一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去。从星期六下午到现在，已经快喝完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了。我走到厨房的架子边——这是一个单层的厨房用架子，它在我的所有物的清单上名列第九——我想把瓶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酒倒进杯子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就像透过玻璃那样清晰透明，这是万恶之源，这该死的酒精。也许我已经酗酒成性，感谢上帝，我还知道什么叫酗酒成性。把瓶子里剩下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当浓烈的酒味冲进我的鼻孔时，我又懊恼起来。酗酒决不是一种原因，但它永远是一种征兆。也许我是病了。喂，你这个病恹恹的穷小子，你妈妈在哪儿？
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嗜酒如命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在堕落中了结了？有一份工作，有一套房子，这种事儿看起来离得很远了。可是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慕尼黑碰到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他那时正悬在空中，无处立足。
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毛巾裹在身上，离开了房间。我急火火地下楼到了市场，买了一件浴衣，是肉色的那种，穿上它我看起来就像赤条条一样。然后我坐车到了西１区，进了一家波浪保健浴室。在水的冲击下，我一下子清醒了，眨眼之间我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把水调得像冰一样冷，我忽然想唱歌。冷水起了点什么作用，让我想唱歌。它也在欺骗着我的身子，对它撒谎，使它觉得轻飘飘的，清爽快活，反正随便什么都行。随后我又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去了一家大盆浴室，与四个年龄比我大、大腹便便的男人一起洗芬兰浴。一直到晚上，那几个男人都在费心琢磨，我年轻力壮身体怎么就苍白得没了血色呢。我权衡了半天，又去一个阳光银行淋日光浴。可我只是躺在有金色条纹的铺着软垫的卧榻上，注视着那些美丽的躯体，当然主要是异性的躯体。自从莎拉那天夜里到我那里去过之后，我就是这样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胆小怕事、闷闷不乐。
我本来可以得到她的，永远地得到她，可我是那种胆小、羞怯得连个谢字也说不出来的人。我想从此以后学会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处事、去思考。我期待着结束我那孩子般的自怨自艾的性格。
我练习着评价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女人们，有半个小时之久我一直想弄明白，我会喜欢让什么样的浴室女郎陪伴我。我很快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美人，颀长的身材，又年轻，我都喜欢。还有另外三个也不错，也算友好。在小酒店里的男人们中间，人们会这么说，假如真有这种事儿，人们也不会鄙视她们。还有一个，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很完美的，是个白色的精灵，可她有她的特别之处。她属于那种特别叫人关注的类型，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看。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她们触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些陌生的女人，就像某种在风中燃烧的草地上跳跃的东西。等我醒悟过来，我放弃了这种要把它弄清楚的努力。
这时候，这个女人注视着我，离得很远，让我掠过她的眼睫毛的两次眨动之间的永恒。一股飒然而至的劲风，一场风暴。
她正和一个女友在一起，走过来打了个招呼。我游了两个来回，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哪能不累呢？她又看了我一眼。我穿上裤子，要是我再在一面镜子里照一照，我的体形也许离美少年阿多尼斯还差一截，不过那需要一面大镜子。然后我出了游泳池，她却走了，看不见了。我又一次受了欺骗，沐浴室、更衣室、前厅，都找不到她。
坐着电子包车回家。在市场里，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一眨眼的工夫。在商店里的架子上，放着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我又走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天不喝了，星期天的下午一定要抗过去。
这可能是在冷水的冲击下第一次改变了的生活，要在没有酒精的状态下度过一个晚上，这使我坐立不安，甚至驱赶着我在夜里出去散步。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下，商店还一直开着门，我会设法第二次从它门口经过。
总算熬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又该再一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了。
我专心致志，想追根究底地搞清楚这儿出了什么毛病，现在，根据布莱因提供给我的信息，我开始慢慢地有了眉目。我偶尔有什么事想问问他，可一下又想到他的警告，在数据中心的大墙里最好保持沉默。
我有眉目了：那些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有关个人的零碎信息，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细枝末节，相反，这个程序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都处理掉，目的是为了能处理更小的数据量。这种信息的作用只是在所谓的标尺上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动。有一种惯用的说法，如果用这根标尺来衡量，一个人是有攻击性的，那么，如果有人通报说，他卷入了一场打斗，那么，他的标值在标尺上就会向高处移动。
我有一个问题，弗朗索斯，您知不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在工作？有没有人跟您说过，到底用我们的信息来干什么？
您看，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喽 ，差不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我承认，数据中心当时规定我们要保守秘密，但这种规定对您不起作用，弗朗索斯。我还得想办法向您说明，它到底是在怎样工作。说不定您看见了两个程序之间的这个恶魔，就像我从前见过的那样。
呃，我已经说过，向数据中心申报那些数据不仅是为了在账面上注销金额，而且还是把它们作为形形色色的个性尺度汇入那里的。例如，理论上通报殴斗的情况。但是，它诡计多端，通常情况下它根本不让有关殴斗的通报进入计算机，而进入计算机的是那些关于采购，或是上某个小酒店或酒吧的通报。这样，计算机就不知道某个人什么时候买了一根棒球棒，他是用它来煽动一场殴斗呢，还是，比方说，用它来种西红柿。这样，它当然就暂时不知道哪些人出入哪家酒吧了。
事情在运行中必定会有某种变动。有一天中午，我找到一次机会同布莱因一起绕着我们的数据湖漫步，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我们把坐落在数据中心大楼群中心的有七个鸳鸯的小水坑叫做数据湖。
布莱因说：“你为自己买了一把刀子，这样你就在最低限度上被归入买刀者的一类，因为你总归是买了一样东西，就像你被归入时髦手绢使用者一类或是经常性的七级片观看者一类那样。假如有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抓住了一名凶手，那么，这个人就在某个限度上被归入了某个类型的一组。但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