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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慕尼黑……”
“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您现在不在慕尼黑了。原来就是这个问题，您不能把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忘掉，而坚持要已经不能再得到的东西，对那些新的、美丽的、当前的东西你却不能敞开胸怀——您懂了吗？”
“啊哈，原来是这么个问题。”我神经质地说，“听起来倒是不坏，对吗？大概还有救吧？”
“您有点儿玩世不恭，博特先生。这毫无用处，至少对您是这样。让我们把这事儿就谈到这儿吧。我所见到的都已经跟您说了。走出去，给自己找一个女伴儿，在沃维森有成千上万的单身女人，她们渴望着有像您这样的小伙子。我给您一份建议清单，把您的内心表述出来，经常到外面走走看看，您会找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当您真的有了什么问题，不只是儿童玩具广告这样的问题，那您就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吗？”
“好的，”我说着，举起了我的杯子，“非常感谢，博士先生，生活愉快。”
“再见，博特先生。”他说，然后在他的手册上按了一个键，跟我告别。
“谢谢。”
两个粗大的字出现在我的屏幕上，然后屏幕通报收到了长达二十二页的数据，题目为：起来同孤独作斗争。
我在屏幕上浏览了目录，有一段写着：您有酒精问题吗？我又灌下一杯波尔图，把这一段通读了一遍，很有教益。
另外一个段落是有关找一个伴侣的。“共同的孤独就不再是孤独”，这是标题。我对此可不敢苟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打印出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可以带着。除此之外，是一份沃维森的单身酒吧的名单。
我从没去过一家单身酒吧，说心里话，也没有很大的欲望上那儿去。可那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今天晚上到底要不要上一家单身酒吧去，碰上一个女人，跟她单独待在一起。
我决不是一个能在内心激烈斗争的人，我想，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就让它怎样。下了班，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换了衣服，乘上电子包车到了市中心。我写在纸条上的那家酒吧的名字叫西格特·佩帕斯孤独之心俱乐部。它肯定是在市中心旧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到处打听，奇怪的是，居然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条街的名字也挺奇怪，后来我才想起来，这里早就没有人住了。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那家酒吧，其实它是一个小地下室的走廊，红色的霓虹灯组成的酒吧名字在门的上方闪烁，左右两边各是一个霓虹灯做的心，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妓院。
酒吧里，三杯啤酒后面坐着三个男人，每个都孤单单地坐在一张桌子边，总共大约有二十张桌子，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吧台。吧台上，第四个男人正没话找话地跟吧台小姐索然无味地聊着。
“一个黑洞。”我说，吧台小姐朝着我盯了几分钟，我又说，“没什么劲，呃？”
“那您就半夜来吧。”她语气很冲地说。说完，她又转向别人。
我三大口把啤酒倒进肚子里。
“再来一杯吗？”
“谢谢，我已经够了。”我说着，把我的π卡递了过去。
傻瓜计算机又该算计着，我逛了一家单身酒吧，说不定它又把我的孤独标尺往高值处升了升，或者把全世界的孤独标尺值往下降了降，甚至把全世界所有在黑暗中喝啤酒的人都当成单身汉。不过，我对这些实在是无所谓。
我又在市中心里转了转，到处都是成双成对购物的人们，我想起了莎拉，想起了她要给予我的。她现在正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想到了简斯，我也许应该去看望他一次，或者至少给他打个电话。他现在肯定也很孤单，尤其是当他想起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再和他住在一起了。
突然，我又站在了我和莎拉曾经站过的那座旧房子前。我想起了什么，抬头看看，在上面的那扇窗户里，又出现了那个老太太的脸。她正朝下看着，她肯定是个单身。如果一个人不是单身，是不会这样从窗户里往外看的。
我又看了看我的纸条，在市中心附近的什么地方，准有一家保龄球馆，今晚像往常一样，他们在那里打保龄球，交朋友。
我又到处打听，才找到那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大厅，三十六个球道并列排在一起，其中有十几个球道正有人在打。噪声强度真要把人吓跑。
球隆隆地滚动，保龄球机用夹持器把球瓶扶正，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盖过了球滚动的噪音，迪斯科音乐不停的震响又压倒了一切。
“打保龄，交朋友”的人对我这样解释：人们自己花钱，把名字记在一张表上，每三个人组成一个队，然后进行循环比赛。赛完后再回到名单上来。我端着一小杯啤酒等着有人叫我的名字，可有人告诉我，在这儿我是个真正的陌生人，在场的人连一半也不认识，而且还是个对保龄球一知半解的门外汉。
接下来，轮到我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跟我一个组。他们两个当然是熟人，我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两个点点头，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在这种震耳欲聋的噪音下，我能听清什么呢？
那个女人先打，她头一掷就把所有的球瓶都扫清了。
“全中！”大厅里的保龄计算机尖叫起来。
我第二个打。球贴着边滚了过去，接下来是那个男的，他也打了一个全中。我的这两个队友因为我的球没有击中目标而哈哈大笑起来。
“再来一轮！”他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也说，他们两个都在等着这一轮打过去。
我在下一轮里也许会编在一个幸运的组里，可是这一轮就叫我烦了。
我把借来的球鞋还了，把名字从名单上划了去，为这种天大的快乐付了巨款。根据专业治疗师桑德尔的意见，这就是结交人。
回到家里，简斯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我和莎拉捣腾了些什么。我只有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她离去的样子。就在我拨多普勒家的电话时，我心里很清楚，我其实不是要同简斯通电话，而是要打听一下莎拉到底走了没有。
没有人接电话。个人通讯机告诉我，我得做个留言。看来她是真的走了。“你好，简斯！”
我想这样写，然后我思索了片刻，写了起来：
“喂，你们两位！能不能让我听听，让我看看你们在鼓捣什么呀？你们有兴趣的时候给我回个话。”
然后我又给妈妈拨了电话，让她告诉我她新近又在操持什么，我自己一边往嘴里一口一口塞着晚饭。
“很快就会好的，妈妈。”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说，要么就说，“你千万不要生气，别人也都是这样嘛。”
诺拉不在家，我给她的信箱里写了：
“你又有了吗？”
除此之外问什么呢？
我突然恋恋不舍地怀念着这一天，在这一天里，不再有空荡荡的夜晚凌驾在我的头上，在这一天里，我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可做……我梦想着回家，在昏暗的房子里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透过片片从窗前飘过的云看着外面。就在这个时候，诺拉在我的脑海里流过，也就在这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还有她的忧郁。
我躺下睡觉。我想，要是我半夜里醒过来，或者还没睡着，我就爬起来再上那间酒吧去。从半夜开始，这种酒吧里就会有什么事儿。
可是实际和我想的恰恰相反，我一觉睡到早晨，直到个人通讯机用低沉的男中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喂，图波尔，您该在七点十五分醒来，时间快到了！”
沉睡一夜之后的新的早晨，冲个热水或冷水浴，从睡梦里再生出来，然后用早餐恢复生气。在去电子包车车站的路上，我摸摸外衣口袋里那张写着单身汉活动的条子，把它掏出来，撕成了碎片。
中午，我到餐厅里和布莱因闲聊，我们谈到了女人，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次。他跟他的女友住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们还要再一块儿待一段，然后再结婚。”他说。
我本来想说，你不会这么肯定吧，可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这时候，他想出了一个计算机找伴侣的主意。“你是不是认为，找伴侣一定要向中介机构付钱？可中介机构能做的，我也能做，只不过在我这儿是不要钱的，而且做得更好！我们马上就去看一下，看看能找出什么来。”
作为第一步，他先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个人档案。他把他的屏幕转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度，然后他透过多层平台向上搜索。我在洛那里见过这种操作，这两个人的做法竟然如出一辙。不过对我来说，这全是些看不懂的花招。
“好了，”他终于说话了，“现在行啦！你的π卡号是多少？”
“你说实话，这不是你自己解开的吧？”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他自己解开的，可是很显然，他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遵守数据保密规则的样子，其实保密观念早就没影了。所以，我对他说了我的π卡号，屏幕上出现了我的个人档案。我最近曾见到过一些档案之类的东西。最后，计算机以一种粗鄙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直接啐到我们面前。
现在轮到我自己忍受我的π卡里储存的我的尊容，还有我的数据。在父亲这一项里，它登记为不知名。对此，我比这台威力强大的计算机了解得要多得多。
看着我的历史，布莱因显得很不舒服，他不时转过脸去看看我们捣腾的这事儿有没有被别人看见。他曾用这套老把戏把菲尔贝尔拒在门外，尽管上层的那些家伙都知道，这儿的年轻人都在干这种破解密码的勾当，而我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就会丢掉工作。
我给布莱因写了一张条子：
“我们已进入档案。我的个性轮廓在哪儿？”
“被锁住了！”他在条子下面写着。
“哈哈，真稀奇。”我又在下面接着写。
他疑惑地看着我。
“禁止入内了！”我说。
他键入了些什么，几秒钟以后，我在别的档案里见过的标尺显露出来了，可惜它既没有标注姓名，也没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值得重视的东西，它仅仅是与其他的人相比较的一种标尺。
对我有用的只是在标尺１７．１上的值为１０４．３６，而在标尺１７．２上的值是８７．３３。这台有内部保密措施的计算机终于让我有机会正确地认识了自己。
“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在我们的秘密交谈纸条上写着。
这张纸条就这样递过来递过去。
“是的，有运用价值的东西！”他写道。
“快！让我们看看！”
“我还没有做过呢。”
“你想想办法。”
“没有机会，因为解不开的，我干不了。”
“谁能解开呢？”
“警察、联邦调查局、联邦保密局，别人谁也解不开密码。”
“太遗憾了！”我说。我本来是兴致十足的。
布莱因又看了一眼纸条，上面写满了我们做的注解，有的意义明了，有的叫人费解。他把纸条拿过去，藏了起来。他不相信废纸篓。然后他又开始启动一个搜索程序，想用这个程序搜索一个也许跟我最般配的女人。
“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找到他们的伴侣的，它的用场比平常在生活中找伴侣要大得多。”他说。
程序运行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印，一张有十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π卡号的名单出来了。
“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我读着，“莉迪娅·布洛克，莱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