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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已经读给我听过了！”
“我是说，他失去工作的事，你知道吗？”
她不知道。简斯是个白痴，莎拉之所以走了，是因为她在他的工作以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他失去了工作，却能换来莎拉。他真的是个白痴，可现在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呢？我问自己，当我设想着要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死了呢？
“现在该干什么？”她问我，“这房子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你能帮助我吗？”
“我们先回家吧。”我说，“今天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我有三天的假期，你的孩子有人照看吗？”
她点点头。我们是乘电子包车来的，汽车在车库里，可是莎拉不愿意去触动它，她想步行。很早以前，我就有过一次在机场的跑道上被人抓住的经历，我们必须从机场外面绕个大圈。无所谓，她愿意走。
等我们终于回到我住的地方，已经是下午了。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来，她说啊，说啊，说到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生活，说到简斯，她说起他们怎样相识，还有在有孩子之前的生活……
当我们从一条街上走进大玻璃穹顶下的市场时，她第一次露出一点点笑容。
“我们去吃点什么吧，我饿了。”她说。
我们利用后来的几天，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装到汽车上。大的东西她都贴上了标记，由搬运公司来把它们运走，剩下的东西由我把它们变卖，或者送人，她反正不要了。
在这三天里，我们之间没有触触摸摸的事情。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站在了我住的房子下面的停车场里。汽车上装得满满的，莎拉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这么远的路，你真能开得了吗？”我问。
“我能行！”她回答，“一直开到为止！”
说完，她走了。简斯是个白痴，我也是个白痴。我为什么要让她走？我为什么要让诺拉走？在这个城市里，男人们都像乏力的磁铁，他们不再对任何人有吸引力，如果有一个人要走，别的人都留不住他。
我又回到楼上，把那扇标着号码的深蓝色房门开得大大的，正点的低沉的计算机报时声，隔壁房间里的音乐的沉闷的敲击声，从里边传出来。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窟窿在等待着我，我往里边凝视了一会儿，跳了进去。
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
“磁铁友谊社团捆扎同志关系爱姐妹父母孩子同事熟人单位联系责任婚姻订婚疲惫遁世症孤独社会团结同盟朋友熟人亲戚情人伴侣”
我把这张纸条贴在厨房的一个橱子上。可是纸条太小了，我拿了一张大纸，一支黑色的毡头笔，把这些词语又重写了一遍，还写了几个我又想起来的词：
“需求欲望渴望”
我把这张纸挂在从我的黑窟窿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见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莉迪娅·布洛克。
“不，”她说，“今天也不行，我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今天不能去夏威夷。”
“说不定在夏威夷你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没有对她用尊称，因为我的眼睛正看着那张写了很多词语的大纸，“说不定你正应该去夏威夷。”
她摇摇头。
“不，改天吧，十分感谢您。”
她对我用的是尊称，就跟从前一样。不过她却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儿知道她的名字的。
我打电话给克莉丝。
“你必须来。”她说，“无论如何，有好东西给你看。”
“马上吗？”
“马上！”
又重新开始了，这就是生活，尽管那只是对我们的那个游戏、我们的工程的热忱，可它对我来说却像生活一样重要。
克莉丝利用那段时间要完成那个游戏。她把它叫做游戏。她总是说，一个程序是做不完的，它只能做到这一步，也就是人们能够使用它，可是使用仅仅是开始。
“嘿，图波尔，你看这儿。”她催促着我，“整个数据中心都做好了。你可以在里边漫游，只要你愿意，尽管胡闹！”
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思玩游戏，我跟她讲到简斯，讲到我为什么最近几天没上她这儿来。她震惊了，神情激动地点着头。她把沃维森社会统计信息调到屏幕上，成年人的年自杀率在这儿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一，这个数值是偏低的。但它也意味着，每年一千个成人中有一个人自杀，也意味着，十年中有一百个人自杀，或者说，以每个成年人的寿命为五十年来看，那么，这个城市里通过自杀死亡的人为１：２０。
“我可以立刻就给你举出十到二十个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过，他们都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莉丝说，“顺便说，全是男人，这是一座男人自杀之城。女人们走了，男人们死了，就像战争一样。这种事情总是一再出现。”
我注视着她，她的情绪激动不已，这起自杀和她跟我讲过的别的事情不一样，已经不能让她保持冷静了。间谍生涯、东德的崩溃、丢掉工作，所有这些她都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她冷冰冰地讲着，仿佛那全都是别人的故事，可是现在，她却面色苍白。
“你怎么啦，克莉丝？”我问，“你根本不认识简斯，不是吗？”
她摇摇头，“我不认识简斯，是的。可是还有弗莱德，你知道，就是一楼的照相馆，后来又是柏林的照相连锁店，然后是破产，失去妻子和孩子。我对你说过，他死了，可是他是上吊自杀的。在这之前的几年，在柏林的银行里，我没给你说过他，他叫奥托，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把他从池塘里捞了上来。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不过是一次事故，可是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他的遗书，就像在战争中一样。”
很显然，她对自杀有过深入的思考，这是一个生命的主题。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她说，“舒适方便的设备和对陌生世界和他人的猜疑使许多人都有一种倾向，喜欢把所有的一切都圈在自己的四面墙内，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做。我没有把自己当做例外，上帝也不知道。我想，事情始终就是这样。总是有人想躲避别人，但是事情决不是躲避别人就能解决的。人们必须工作、购物、去教堂、走过村子，每天都有与世界接触的自动的触点。今天，在这个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达到的新世界里，这种自动的触点已经被破坏了。人们不再外出，人们只消根据分类表来预订一切，一切都自己来办。人们不必再打电话，邮件也可以预留。人们不必同别人见面，可以在家里自己娱乐。人们不必再进行争吵，人们可以把自己隔离起来。人们也不必再孤单单地无聊地打发时光，他们可以不用出门就到人群中间去。这一切是多么奇妙，多么舒适惬意。有一天终于发生了危机，伴侣不辞而别，工作也丢掉了。突然之间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周围只有这空荡荡的房子，只有这情感的真空。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坠入了这真空里。”
她耸耸肩。
“我自己就经常坠入到这种真空里，它并没有把我排除在外。但我可以生活在这种真空之中，可是别的人却不能这样。一旦他们坠入这种真空里，他们就只会等待别人的救援，而如果援助不能到来，他们就走向终结。您碰到过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突然哭起来，鬼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女人在这儿独占了这情感的真空，她的所作所为，仿佛已经失去了她自己全部的生活意识。诺拉却突然远走高飞，把这个窟窿留下。还有简斯。没有真正的朋友。哦！可是所有的一切难道应该这样结束吗？为什么这个白痴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给他的个人通讯机发去了三个邮件，难道他不能打电话来说，图波尔，我很孤独，我们去喝杯啤酒吧。要不就上这儿来，朝我的脸上狠狠地掴一下，因为我跟他的妻子睡觉。也许这是一个比什么都好的解决办法。他吞下了毒药，躺在屋子里，直到他的尸体发出臭味。他摧毁了自己，也击垮了莎拉和孩子们。
克莉丝的屏幕上闪烁着我的形象，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我们的社会里惟一生命的闪现，所有的一切都仰仗这个计算机傻瓜蛋。成就、幸福、重要性，一点一滴地在眼睛里闪闪烁烁，可那仅仅是一瞬间的解决办法，短时间内它起一点点作用，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着，我讨厌哭哭啼啼。”克莉丝严厉地说。
“已经过去了，前几天睡得太少，神经有点儿衰弱。”我有气无力地说。
“到这儿来！”她说，“我有东西要给你。你现在的心绪正好。坐在这儿，戴上头盔和手套。你的任务是把那台计算机弄瘫痪，就是那台要对所有这些罪孽承担责任的计算机。”
我忽然发现自己又进入了克莉丝的虚拟房间，克莉丝坐在那里，把我转到背后，在一台计算机上敲击着，就像往常一样。
一个阴沉沉的、有点威胁性的声音从空间被引入了游戏。“计算机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照管着它的臣民的欢乐和不幸，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谁要是反抗，就要被驱赶到生存的边缘，直到他跳入死亡的深渊。它的对手每天都在减少，只有一个女人还在同这个数据巨人进行着绝望和孤独的战斗。我把你交给了她。”
克莉丝转过身来，注视着我。她在变，变得比真实中的她高大、年轻、正气凛然。她仿佛有魔术师般的力量，正用大大的、锋利的目光直视着我。
“欢迎你。”她用隆隆震响的、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这是你的任务，我的朋友！把这个世界从计算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出发！”
我站了起来，顺着陡峭的木楼梯急速地跑下去。我又来到了市中心的街道上。我知道，我必须去数据中心，可是在此之前要完成几个任务。我需要有一个新的身份，要有一张与这个身份相符的π卡，然后我要进行进入数据中心的第一次尝试。可是用这张π卡（我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１９８４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是通不过入口计算机的。我必须再回到城里，找一个人帮助。我想到了克莉丝，可是当我回到她的住处，她的房间却已经消失了，在那家照相馆的楼上缺了一层。我在市里游来荡去，寻找着指点。后来我终于想起来，到那家照相馆去打听一下克莉丝。有一个老人接待了我，他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起了数字照相机。我向他打听克莉丝，可他根本不认识克莉丝。我又回到街上游荡，最后我终于想出了办法，利用数字照相机。我发现，照相机里已经储存了一张照片，那是我的叔叔洛。对了，找洛去！
我订了去慕尼黑的机票，去找洛。他正坐在他的一堆计算机中间。
“我的名字不叫洛，我的名字叫皮，您是谁？”他问。
我把我的π卡递给他，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
“您总算来了。”他说。
在他的帮助下，我在数据中心得到了一份工作，又用我的π卡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很多部门。把世界从计算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不知道人们怎么把计算机弄瘫痪，我必须问问人家，必须找到志同道合者。那将是困难的、漫长的寻找，最后终于制定出一项计划。有机会了！ＭＵＳＩＣ是用本身不断变化的数据来工作的，因此，要保证现实数据的安全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先把计算机引入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要试图保护所有数据，然后在适当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