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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１２３４５６７ＸＹＺ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
她耸耸肩。
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不能在早晨作这种诊疗交谈。这个女人需要的是同情，图波尔。她那样做不是要惹你生气，她说得这么多，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你难道不懂吗？不，我懂，不过我有别的问题，我刚刚把世界都炸毁了，可我还不知道爆炸声有多大呢。
“您还没有结婚吧？还是已经结了婚？”她问，可立刻又自己作了回答，“不，没结婚，当然没结婚，在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是不结婚的。我有一次听人家说，他们要把所有的单身都弄到一块儿，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认识。真是胡说八道，不是吗？自从您住到这儿来，您认识哪个人了吗？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快两年了，可在我看来已经有千百年了。有时候我给汉堡打打电话，给一个女友打。她认为这是我的单身牢房，开头我总是笑，可是慢慢地我懂了。您去过汉堡吗？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结了婚，说实话吧，时间不长，就三年，他现在还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有时候也打个电话，我们……”
“我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有一个女友。”我说。
她停止了她的叙述。
“这多好。”
我突然浑身发冷，“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监护站，他需要动手术。”
“他得了什么病？很严重吗？”
“他刚要做手术，可是停电了。”
她惊愕地紧紧盯着我。她明白了我几秒钟之前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那儿肯定有应急供电，是吗？”
“是的，”我说，“我想过了，我希望他们有。”
我喝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它一整夜都放在桌子上。我已经不能挽回任何东西了，我的罪过意识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像肾上腺素穿过我的全身和四肢，使我坐立不安，要让我猛地弹起来，奔跑回去，让一切不曾发生，使那一切愚蠢的举动、可怕的愚蠢的举动统统不曾发生。
诺拉，我的女邻居，这个思路开阔、健谈难缠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从她的前夫讲到汉堡，讲到易北河的气候，讲到她可以眺望到内城的房子，突然她又停住了。
“您听！”她说。
我屏住气，听到一种轻轻的咝咝声，然后是嗡嗡的声音，忽然，从半开着的冰箱门里漏出了灯光。
“电又来啦！”她喊着。
就在这时，我房间里的扬声器开始咔咔地响，不是那种我听惯了的低沉的声音，而是一种很少听见的、叫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啦啦的计算机的声音。就像邻居诺拉唠叨了整整半夜，扬声器也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注意！紧急情况！请您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早上好，博特夫人！检查进入资格，密码不符！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二分，您好，博特先生！请您自己指示可能的出口路线，关上所有的门窗！”
诺拉惊慌得不知所措，她想把门关上。
“等一下！”我喊住她，“计算机发了昏，它在胡说八道！”
“可它不是说紧急情况吗？”
“它连正确的时间都不知道，现在不是十七点，它已经掉了半个脑袋，它还想用另外半个脑袋说话，您忘了吗？”
计算机的重新通报现在变得有点正规了：“你们好，博特夫人，博特先生，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三分，请检查你们的进入资格，你们的密码不相符。”偶尔也发生中断，“请您不要使用电梯，请使用应急出口楼梯。”
走廊上又开始活跃起来，人们一忽儿兴高采烈，一忽儿又愁眉苦脸，在走廊上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有两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门口，他们脸色苍白，可是都咧嘴笑着，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两个人。
“我们一整夜都被困在电梯里，整整一夜，您想想吧！”说完他们又朝前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
我终于想起来要打开我的个人通讯机。
屏幕上叫人奇怪地显示出没有颜色、没有修饰的黑白字。
“通讯通道受到干扰，只能使用直接ＢＣＮ服务。转换＜Ｊ／Ｎ＞。”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ＢＣＮ服务是什么东西，可我还是在键盘上按下了Ｊ键，屏幕显示延续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干扰信号，接着，它显示了ＡＲＤ的沃维森地区新闻频道，可那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从那些开着个人通讯机的房间里，欢呼声透过门传了出来。这时，终于有一个男人来到了新闻播音员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然后把自己的领带结弄弄端正。
“我们准备演播了吗？”他朝空荡荡的演播室里问了一声，把姿势坐正。在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冷漠的微笑，这种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从一张纸上读着，“沃维森和周围地区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数据和能源事故，有五个多小时没有能源、水和数据供应，因此，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欧洲大部分主要的数据传输渠道都发生了事故，其中包括交通系统的警报和数据通道，因此，在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发生了无法防范的灾害。至少有五十人在交通阻塞引起的事故中丧生，另外还有十二人在沃维森数据中心的大火中死去。据推测，整个数据网的灾难性的崩溃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宣称，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上升。大家暂时先留在家里，尽量少用水、电和煤气。请不要使用电梯，也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目前还要统计其它的间接事故。有关沃维森的这次灾难的进一步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的特别节目里收看。”
我让个人通讯机开着，我的心跳得怦怦响。我想，诺拉肯定也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她坐在我身边，恐惧地紧紧盯着那些死人和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镜头。
深夜里腾起的大火，人们在被火包围的高层楼房里嘶叫，还有人用巨大的梯子进行的救援行动，都被现场拍摄下来。我的邻居震惊得泪水涟涟，张大了嘴巴。
沃维森一家医院的病人的疏散以及它造成的连续交通阻塞，只被一个画外音平淡无奇地描述了一下。
接下来是数据中心，在它的后部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接着出现了一幅有机玻璃通道的图像，一台压火机正穿过这条通道碾压着，有机玻璃在熔化，浓烟滚滚。一个背上着了火的消防队员正从一栋大楼里跑出来，还有很多人被人们从楼里背出来。
我仔细地盯着，一张熟悉的脸也没看到。虽然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在一起共过事，可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很糟糕，是吗？”诺拉问我。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她站了起来，把她的空杯子和我的酒杯拿到了厨房里的架子上。
我的门控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它又以低沉的声音说话了：“早晨好，图波尔，现在是六点十九分。”
我看看表，时间是对的。
“它又说话了，”我对诺拉说，“慢慢地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您是说，我该走了吗？您是说，我的门又能开了吗？”
我点点头，“大概是的，您试试吧。”
她走过去，走到她关着的门前，我跟着她走在后面。
“请开门！”她对门上的扬声器说。
“无卡开门吗？”扬声器反问说。
“是的。”邻居诺拉回答。她朝我点点头，显然她了解无卡开门的特殊程序。
“请通报姓名。”计算机说。
“诺拉·洛贝娜。”诺拉回答。
“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