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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２０１５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肯尼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系，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胡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您肯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报告，弗朗索斯。
可能是的，图波尔。不管怎么说档案上写着，这个弗拉基米尔在这之后很快就在基拉尼的一家小公司里当了一名建筑师。
说起来这么简单，弗朗索斯。我一点儿也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表面上说是学过。诺拉把我带到了她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白天我装出一副聪明的面孔，下班以后，她做完我的工作，然后再想办法给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尽管如此，这带来了很多快乐，可那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艰苦的时期接踵而来。诺拉仿佛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她所想要的，她都得到了。她心爱的爱尔兰，在一家小公司里的工作，还有她爱的丈夫。
当然，还有安全感，它再也不会失去了。
惟一给这安全带来干扰的就是克莉丝，或者更多的叫艾娃·玛丽娅，因为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都称呼她这个陌生的名字。诺拉和克莉丝互相不理解。诺拉热爱这个国家，而克莉丝憎恨这个国家；诺拉讨厌计算机，而克莉丝却喜欢计算机。我们从我们小得可怜的房子的顶层为克莉丝腾出了一个小房间，这座房子是我们付房钱租来的。她在那个小房间里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我们后来为她弄来的计算机前，在干着什么——天知道她在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见她在上面踱来踱去，烦躁不安，弄得我们不得安宁。
“她恨生活和爱情。”诺拉说，“我看她就像一块冰，她的手指冻结在键盘上了。”
我又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了，弗朗索斯，那是我的生活，我不允许破坏我的生活。谁知道您怎么理解我说的这些事呢。
我不是检察官，图波尔。请您不要忘记这点。请您至少再给我讲一件事，根据档案，您一年后和诺拉结了婚，为什么？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那样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对吗？
呃，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一个孩子，而诺拉想为孩子要一个家庭。当我们知道结婚可能意味着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时，我们就玩起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轮盘赌。我们订了婚，诺拉用的是真的π卡，我用的是假的。
我请了假，躲了三个星期。
接着，结婚证书就寄给了我们。很显然，没有人注意这份伪造的档案，克莉丝对整个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们签了字，我从那时起就叫弗拉基米尔·肯尼迪了，用这个名字我感到稍稍安全一点了。
几个星期以后诺拉就怀孕了。
您的女儿叫莎拉·肯尼迪，是吗？在档案上写着，这个家庭迁到了靠近基拉尼的一个村子里，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那位祖母也跟他们同去了。两年半以后，儿子洛曼·肯尼迪出生了。
哦，您看，弗朗索斯，档案是怎么撒谎或是隐瞒真相的。大多数时候，生活中好的东西档案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幸福根本不是档案袋的两层封皮之间的那种东西。
孩子们使克莉丝解冻了，她对孩子们来说像一个真正的祖母。她和他们出去散步，跟他们玩，一连几个小时给他们读书，就连她的计算机也仿佛一下子不那么重要了。
孩子们叫她玛丽奶奶，她死的时候，两个孩子哭了整整一天。当然，我也是疲惫不堪，不过说心里话倒还是觉得轻松了一点儿。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恐惧感又回来了，万一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踪迹，那诺拉该怎么办？孩子们又会怎么样？
克莉丝死了以后，我曾幻想，过去生活中的影子将会销声匿迹。我忽视了，即使人不存在了，蛛丝马迹却不会被抹掉。
您是对的，图波尔。据我对克莉丝的估计，她曾经努力防止后来发生的事。在档案上有这样的记录：２０２４年祖母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去世。在出示死亡证明时，地方当局确定，有一个同名同姓、同一出生地点和同一生日的女人已在十二年前去世。她是在一次车祸中与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起在２０１２年死去的。基拉尼的地方当局向沃维森的数据中心通报了这起数据相同的情况，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们在早晨五点的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时间这么早，我设想到了一切，就是没想到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警察。我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没有机会同他们告别。我在这儿已经有两个月了，弗朗索斯，我想念我的妻子，想念我的孩子。
您有孩子吗，弗朗索斯？
有，像您一样，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他们都几乎已经是大人了。
我可以问您一点什么吗，弗朗索斯？有两件事叫我不得安宁，您能回答我吗？
请问吧！
布莱因，他那天早上拿着一摞带子从克莉丝的房间里出来，这个情景总是一再在我的眼前出现。他要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他是对手那边的人吗？您知道，他经常显得就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可是后来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利用了。
您能理解吗？他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一句：“喂，图波尔，你可要当心，你正在陷到什么事情里去。”
他为什么不警告我呢？
我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图波尔。可是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同样在幻想某种东西。布莱因的名字在档案上只出现了一次——是作为数据中断的评估专家。我想，他们是在克莉丝的房间里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帮助他们。他后来坐了几个星期的监狱，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审问记录中并没有出现您的名字，他似乎是对他所知道或者预料到的事情保持沉默了。我认为，图波尔，布莱因是您真正的朋友。
好吧，这使我宽慰了一点儿，当然也是因为他没出事。不过您还得跟我说说，对我来说，什么才能让我从这儿出去呢，弗朗索斯？他们要把我关多久呢？
我不是法官，图波尔，也不是检察官，我仅仅是欧洲法院的调查员，我只是查证关押是不是合法。您从明天起就不会在单身牢房里了，图波尔。这是肯定的，孤独将会过去。
这倒不错，再往下呢？
我看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是恐怖分子的团体所为，我看也不是故意杀人，它仅仅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也许甚至只是一种紧急状态。当时很多由计算机制造出来的东西，今天都是不合法的。而您至少因此目睹了一次这样的紧急状态，这样看来，那也许是一次紧急自卫。
可是……？
当前，别的法律已经生效了，图波尔。不论您是否愿意，您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法律的世界。您也许把我当做您的救星，也许您还会说，我可以举杯祝酒了，可是事情决不是这么简单的。您已经使一架机器运转起来，就连我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那么法律呢？
图波尔，您已经用事实不自觉地证明了，某些法律是有缺陷的，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刑事犯罪的灰色区域。人们认识到了，人们对被他们赋予了这么大权力的计算机也必须进行保护。
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不让它轻易地受到攻击，这点您比我知道得更多。
您到底在说什么，弗朗索斯？
您的话让我心惊肉跳，您的话听起来充满敌意！
我原来还以为您站在我这一边呢。
您难道属于那些要护卫计算机的人吗？
如果不是，谁是呢？
谁改变了法律？
谁想要计算机保持强大的权力？
谁？
这是什么问题呀，图波尔，谁有权力来改变法律呢？
只有计算机有这样的权力……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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