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楼房的入口，还有大厅，我也知道该从哪儿走去乘坐电梯。在四部电梯的中间放着一个带烟灰缸的大废纸篓，这种东西我也见过，它在虚拟现实的节目里真实地报道过，只是在那里面它是空空的。可是在这儿，在真实的现实当中，里边烟头、纸和饮料罐塞得满满的。
“欢迎您，博特先生。”电梯里一个声音说，“希望您度过一段惬意的电梯旅程。您的房间已经可以居住了，并且已经登记在您的卡上和语音录音上。电梯现在送您上４２层，您走出电梯时请向左转，请注意房间号。”
走廊里铺着深蓝色的地毯，可门却是蓝灰色的，在门的中间有一行小字，是房间号，没有名字。每一个门边都有一个读卡器。我一直走到４２５６号房间的门口，把π卡塞进了读卡器的缝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说：“您必须在十秒钟内说出您的语音密码，请您再使用一次您的π卡。”
我把卡又读了一遍。“诺拉。”我清晰地说。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弹开了。
房间里很清冷，空荡荡的。我期待的是什么？孤独像一片冰冷的云从四面的墙壁上向我聚拢过来，我觉察到了，虽然只有很短促的一丝气息，但我觉察到了，这是一种我永志不忘的寒冷。我克制住自己，猛一步跨进了门，又随手把它关上。从前的住户把一切都拆掉了，只有墙上一些草草涂抹的木楔缝在告诉我，以前墙上挂过衣架和图片。房间里的设备仅有炊具和那台个人通讯机，它在沃维森属于动产，通讯公司经常用最新一代的产品来更换它。
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仅仅几秒钟，比我在慕尼黑的那台老掉牙的机器要快得多，那个平时漆黑一片的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原用户已消号，请新用户用π卡和语音识别录音进行登记。”
我把我的π卡读过那个阅读器，又说了一遍“诺拉”，几秒钟以后，这个方方的东西开始运转，接着是一些完全多余的有关安装和其它的废话，屏幕背景的设定，以及哪些消息需要连接，哪些要储存，发送和接收信息有哪些优先，诸如此类。最后是一些问题：“您喜欢用什么样的声音通知您？女高音或者女低音，中性计算机口音，男高音或者男低音，或者使用者自定义的声音？”
在慕尼黑，我会把自己用的通讯机通过使用者自定义的口音来确定，也就是用诺拉的口音。当计算机用她的口音通知我时，我会很得意。有时候，就像上一次那样，当她把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一边的时候，我就让那个声音骂我，或者对我说些蠢话。
不过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回忆她，最终这个声音将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我选择了低沉的男性口音。 “非常感谢，图波尔·博特，这是您选择的口音。您喜欢用姓还是用名来称呼您呢？另外，您喜欢用‘你’还是用‘您’来称呼您呢？”
我选择了名和“您”。在我看来，对于一台计算机发出来的低声部的隆隆的声音，它们既亲近又疏远，是这两者的和谐的混合。
然后我又登录了一个家具商店，挑选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要。它们将在四天以后送到。我打开了自己的睡袋，我估摸了一下这几天我会睡得多么困难，最好是让躺着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
天黑了。在各个住宅楼之间可以看到的人很少，只有在玻璃穹顶下面人头攒动。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冲动，坐电梯到下面去，让我自己也有一会儿混杂在人群里，喝一杯啤酒。可是走到房间门口我又转了回来。
以后这几天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已经发誓要把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完美无缺。我没有懒洋洋地游来荡去，没有蔫头蔫脑地萎缩不前，也没有迟迟疑疑慢慢吞吞，既然是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无论如何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要着手干起来，要手脚麻利、痛快淋漓地干一场。现在没有时间萎缩不前，没有时间考虑孤独。所以，我马上在个人通讯机上填写了我的到达和注销登记表，又预订了沃维森的新区电子包车，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乘坐它去上班。然后，我给诺拉写了一条干巴巴的消息，说我很好，初步的印象很不错，未来将在明天开始，可今天仍然是过去，昨天已经变得遥远等等等等。我把它发到我们在慕尼黑的通讯机上。可我仍然坐了几分钟，我是想看看有什么直接的回音，可是看样子她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了马科隆出版社的小门口，想用门口的计算机办理我进入出版社大楼的许可证（不知什么原因它没有为我预先办好手续），可这台计算机却固执地坚持我只能出入慕尼黑的马科隆出版社的大门，而在这儿，在沃维森却无处寻找我的许可证。我正准备通过接线员呼叫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到门口来，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哦，图波尔，我真不敢相信！”
是简斯·多普勒。简斯大约比我年长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脾气倔强的人。在慕尼黑马科隆出版社，我们做了几年门挨门的邻居。后来他被一下子提拔上去。我和他一起走了出来，我不能说我对他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可我喜欢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名字叫莎拉。她比我大几岁，是个妙不可言的女人。一想到这儿，想到在沃维森居然能碰到她，我对简斯把胳膊搭在我肩上这种过分亲热的举动也就忍下了。我的脑子里只琢磨着眼下怎么找个借口问问莎拉是不是也和他一起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是我感兴趣的，而不是他那种唠叨和父亲式的没完没了的问题，比如身体好不好啦，想在这儿干什么啦等等。
我机械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他用他的卡开了门，带我一起走了进去，这就省得我向门口那台计算机费口舌了，至少这会儿是这样。简斯解释了一下他平时都是怎么做的，还谈到他的工作，他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业绩。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已经在沃维森扎下了根。这使我确信，他把妻子和孩子也带来了。简斯可不是那种能在单身汉公寓楼里挨过孤单单的夜晚的人。
那是一个晚上，诺拉和我在多普勒夫妇的家里，就像同事之间为了互相熟悉，大家一起聚餐那样。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诺拉醉得很厉害，喝酒多多少少违背了她的爱尔兰人的天性，她不能像一个无底洞那样往里猛灌。天已经很晚了，简斯又胡诌说他必须马上就同国外进行什么联系，也许他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必须挤出时间来安安静静地去蹲厕所。诺拉像一只小刺猬那样蜷在房间那头的一张沙发上打呼噜，她喝酒已经喝到了极限，她在这一年里已经这样醉过一两次了。这是一个她不能逾越的极限，她没有一次不吐个一干二净，没有一次不在第二天早晨头痛难耐，没有一次不说可把她折腾苦了。她就这样一直喝得蜷成一团，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还得把她弄到床上去。
当然还有莎拉，她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识的，我突然之间与她面对面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互递秋波，对诺拉的豪饮和简斯那不堪忍受的自我吹嘘极尽挖苦嘲弄。可突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和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距离的时候，要再这样做下去是很难的。
“我们两个之间该有点什么吧？”我有意做个试探。
她十分阴郁地看着我，然后用她那双光着的脚轻轻地碰碰我的腿，她脚上的鞋早就为了舒适而甩掉了。
“我盼着呢！”
就在这一刻简斯回来了，“跟这伙美国佬打交道真叫人要吐了！”
我们两个人都往回退缩了一点儿，没有再往下进行。
哎呀，天很晚了，我承认，先生，我让您感到无聊了，是吗？您是说，您明天将继续传讯我？您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沃维森的事，我为什么从马科隆出版社转到了数据中心？是啊，您知道，这也是和简斯有关的，他那时候……
是的，好吧，我懂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您要回家了，您肯定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嗯？啊，好吧，明天见。”
第二天
不，我没有睡得特别好，先生。我不想对您进行谴责，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是您知道，我在牢房里已经孤零零地待了这么久啦。隔了这么久再同一个人说话，是很容易抑制不住的。
昨天夜里我针对您的问题回想了一下，我怎么到的数据中心。我感谢您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密谋的理论从何而来，以及谁参与了这一切等等，我跟您说，这是不真实的。我不包庇任何人，反正您本来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人把我秘密地带进数据中心，或者就像您总是想表述的那样，是有人策划的。简斯是参与了的，可他并不是有意的。我将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但是我不会同意您把与这件事无关的人扯进来。请您把莎拉排除在外，我承认，自从简斯死了以后，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她跟这件事毫无关系。还有，您听着。
在第一个星期简斯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家在森林后面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从我的窗子里就可以看见。我当然去了，是为莎拉去的。
她显得老了，不仅老，而且不幸。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尽管当她为我开门的时候，我们之间立刻就又有了那种焦灼的心情，也就是渴望，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简斯还是不回家来，只有两个孩子在后面的卧室里蹦蹦跳跳地玩。她不会相信，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彻底地迷失在我们之间的对视里了。她给了我一瓶波尔图葡萄酒，这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可怖的，因为波尔图葡萄酒已经成为我的嗜好，也许在当时已经是我的恶习。
如果您今天问我，我在这儿，在牢房里最缺的是什么，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波尔图葡萄酒。请您相信我。不过，没有也无所谓，我已经安下心来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它能使夜晚变得短一点儿。我们两个一整夜单独在一起坐着，因为简斯不在家。莎拉把两个孩子弄到床上去睡觉，简斯打电话来说，事情还得再耽搁一点，他很抱歉，他感到十分为难等等。从根本上说，简斯没有什么可为难的，如果他能够表明他是在怎样工作，那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为难的。莎拉做了点儿吃的，没有简斯在场，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了，在我看来，她整个晚上都变得多少有点儿幸福了。
大约到十点半的时候，简斯突然冒了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显得十分满意。他并没有为这种表演而痛苦，谁痛苦呢？是莎拉。他只是在嘴上一千遍地道歉，什么也不想吃，只是咕咚咕咚地灌了一杯威士忌酒，在我们的交谈中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几分钟以后他又兴奋之极，独白似的对我们大讲特讲他在生意上的成就，然后他又灌下去威士忌酒，因为他什么也没吃，他很快就醉了。他的醉态比他的可爱来得要快得多。莎拉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两个就这样一直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简斯谈起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事政策来了，这可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过看起来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对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解释了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实施社会规划，首先要协商，有多少人应当裁减，又有多少人应当接收，然后将强制实行，让他们到沃维森来。
莎拉带着疑问的目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