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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我，简斯是不是忘了，她和我不是已经这样被送到沃维森来了吗？或者他要暗示我应当尽快找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如何他这一通废话在我这儿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是一场游戏，他说。他这样解释那些规定，对于那些从别的城市里来的新居民，将仔细筛选，只接收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余的人嘛，就把他们吐出去，打发光。
“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作报告似地说，“人们在这儿，在沃维森也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把工资控制在低水平上，也是为了对移民进行调整。你自己也想想吧，假如每个欧洲人在这儿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有保障的工作，那会怎么样？那用不了多久，柏林、伦敦、慕尼黑和巴黎的商店都要关门，因为那里没有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是已经把底牌都摊出来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很多同事认为的那样。可是，如果突然之间人事部门给你打电话，这种热情就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心里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轱辘，也许只是一粒豆大的微光。
从那个晚上开始简斯的酒精水准不断攀升，他也开始对莎拉步步紧逼，纠缠个没完。等我走了以后，他打了她。
“我要去看你一次。”她轻轻地对我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诺言，您知道，而它确实是一种许诺，这里面没有第二层含义，它的意思很明确。这使我感到幸运，同时也感到孤单，至少对那个晚上来说是那样。我需要空气。
不管怎么说，我对坐在散发着霉臭味儿的电子包车的车厢里呼的一声回家不感兴趣。皓月当空，城市的天空中交织着橙黄色街灯的光芒和浅灰色的月光。在为收入较高、没有孩子的夫妇修建的台阶式建筑的后面，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飞降落。再后面的什么地方一准矗立着我的那栋公寓楼，还有收入较高的单身汉住的公寓楼群。我迈开脚步向那里跑去。
我奔跑着，起先是急匆匆的，随后脚步越来越放松，就像我在大学学习时那样。我在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就像马拉松那样的长跑，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没把它放在眼里。跑，只是跑，什么也不想，什么问题也不提起，只是一门心思地跑，呼吸，跑，呼吸。
在这个时间，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阶梯式房屋前的汽车都缩在了停车处，漂亮的小轿车正适合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他们在沃维森这个新世界里挣了很多钱。我渴望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可是我跑呀，跑呀……这会儿脚步放慢，已经松懈下来，头脑里血管膨胀，连空气也烧灼着我干干的喉咙。在我的身后几公里的地方，耸立着沃维森西区的公寓楼群，在这座城市的行话中叫做单四楼。那里面有成千套小公寓房，我的那套在其中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可不能一下子就把它找出来。我要继续跑下去，也许再跑上半个小时，只要我的气还能喘得过来。
突然，我在一道低低的篱笆前停住了。进场航道！它把机场和整个森林完全隔绝开来，我看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房子，可是我必须在它的外圈跑，绕过整个机场。
我转身看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飞快地一跳，跃过了篱笆，隐没在浓密的冷杉林的阴影之中。在我的左边，一架喷气式飞机轻轻的哨音和隆隆的吼声越来越近了，接着我可以从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辨别出跑道灯。我又开始奔跑，我想跑过跑道中间，这样，当飞机向这里飞来时，我可以看见飞机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感觉到大地地震般的颤动。我又像一个孩子了，就像从前那样，我和朋友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那些银色的“燕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隆隆地飞过。我们必须第一眼就辨认出，必须在巨大的雷鸣般的隆隆声中大声说出它是什么飞机。“波音７６７”，或者“Ａ３１０，翼展８７米，两台罗尔斯·罗伊斯引４５６人”……几分钟以后，当所擎，最大载客量有的飞机都飞了过去，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航空煤油味，可是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然后我们又躺下来，等待两只跑道探照灯像两根手指那样穿透黑暗的夜空交叉在一起，新的一轮游戏又开始了。
可是我离跑道中央太远了，地上又潮湿又泥泞，我的鞋子上沾满了泥，与其说是在跑，不如说我是在踩高跷。接着，脚下的沼泽地开始颤动，我看见大约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正呼啸着掠过树梢，从被红绿色的灯光和白色的闪光照亮的舷窗里，可以辨认出一张张脸，它们正紧紧地贴在舷窗的玻璃上。仅仅几秒钟，它就飞过去了。
“老式的７９７！”我喊着，“翼展１１２米……”可引擎是什么型号我却说不上来了。
我继续步履沉重地走着，几分钟之后我到了跑道中央，在一片大约二十米宽的地方，树木被砍掉了，两排红色的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黑暗的夜空，那是喷气式飞机的灯光在繁星之间撕开一道裂缝的地方，那闪烁不定的光点就在那高高的空中出现。可是夜太冷了，要躺下等下一架飞机到来，要再像孩子那样玩一回，是需要时间的，可是我太冷了，太疲劳了，时光毕竟不会倒流。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叫做沃维森的地方，我的生活就在机场那边的后面，那里有高楼的灯光、扬声器、身份检测器，它能认出我的姓名，还有透镜里面的眼睛、一排排灰黑色的门。我脚步沉重，像个盲人一样摸索着走。我行动迟缓，疲惫不堪，啪哒啪哒地走过发出汩汩水声的沼泽地和扎人的灌木丛，一直朝着有灯光的地方往前走，也许从那里可以到家。
已经能看到另一边的篱笆了，我突然听到了狗的狂吠。随即，一只狗闪电般地向我扑来，咬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拽倒在地。我想用另一只胳膊来抵挡，我听到狗的狂吠和撕咬的声音，感觉到贴着我脸的地方有一种腐烂的呼吸的气息。经过了仿佛是凝滞不动的长时间之后，我看见左边有一道灯光并且听到一声刺耳的命令：
“出来！”那只狗随即像一个幽灵似的消失了。
“您现在可以起来了，它不会找您的麻烦了。”一个声音吼着，一道手电光直射到我的眼睛里，刺得它们生疼。我恢复了常态。
“到机场管理处去！”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稍稍离开了我的眼睛一会儿。那个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了机场的证件，然后立即又用手电光逼住我的眼睛。
“您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机场禁区，这您是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我故意说，“我是新来这座城市的，准是迷了路，我只是散散步。”
我在身上摸出了我的π卡，把它展示在灯光下，“您能不能停止盘问？”我请求说。
“对不起。”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落到了地上。我看见在我面前的是一身制服，制服里面是一个人，那颗脑袋比我自己的脑袋还要小。没有了那道禁锢我的手电光，他也失去了威严。
在我的旁边两米远的地方趴着一只警犬，它不再那样躁动不安，但还是用它那对黄色的仿佛僵直的眼睛紧盯着我。
这个穿制服的人接过我的π卡，把它放到灯光下审视着，然后说：
“对不起，我还得再照一下您。”说着，他把我的脸和卡上的照片对照起来，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大小的无线电装置，抽出一根小天线，开始通报：
“机场２１７呼叫中心！”
“请讲！”几秒钟后传来了回音。
“发现可疑情况：跑道西栅栏区，二点七公里处，有人未经允许进入了，据说是因为迷路。”然后，他把我的π卡插进那个无线电装置的一道小缝里，他轻轻地得意地晃着脑袋等了几秒钟。
“机场２１７吗？”
“听见了。”
“那个人是图波尔·博特，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６日生于慕尼黑，住在西２区乌法路３８９号。您能证实一下吗？”
“情况属实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
“他证实了。”他对着无线电装置说。
“好吧，没有嫌疑。”几秒钟以后传来了答复。这个穿制服的人把卡从缝里抽出来，还给了我。“好吧，”他说，“您可以走了。您知道您该往哪儿走吗？”我点点头，手指着单身公寓的灯光。
“噢，还有，我能看看您的胳膊吗？”他察看着被狗抓咬的地方，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狗牙留下的深深的印痕，不过，无论上衣还是衬衣都没有咬穿。
“奇迹。”他满意地说，“我们把它的犬牙几乎都磨秃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用不着为财产损害打官司啦。那样做的结果实在是棒！那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一直朝着灯光走，不要陷到沼泽里去。”
我走了，他用哈哈大笑在后面为我送行。
又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练脚板，我总算到达了乌法路边的那个小湖，在湖畔的斜坡上躺着一对鸭子，它们的头都藏在翅膀底下。在单身公寓楼摩天巨人般的背景下，它们显得极其渺小又十分不自然。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显得很不自然，这个小湖、这些天鹅、鸭子，还有这些鲤鱼和乌鸫，都显得与这庞大的背景格格不入。这里原来是一片沼泽，后来建成了沃维森的西２区，然后，人们在这里又开辟了供人们散步的高标准人行道，建造了人工湖、小溪、动物园，还设置了灭蝇装置、电子新区包车站点、递送滑道，提高了这里的可居住性。我把我的π卡插进了门上身份识别器的窄缝。
“晚上好，博特先生。”扬声器说，“现在是两点十三分。”
接着门开了，我走进电梯，又把我的卡插了进去。
“４２层。”那台机器说。
在４２层上，我踏进了柔软的走廊，走廊里有一种湿乎乎冷嗖嗖的感觉，还有幽暗的地毯，让每一个脚步都变得悄无声息。
无数的房门，一扇与另一扇都一模一样，只是有几扇门似乎在抗议一般，在房门的号码旁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有名字，还有一种小得看不出来的方向标志。
在右边，从落地窗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瞥见沃维森的市中心、北１区的别墅、那个湖。在它们中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闪着点点红色灯光的双股飞机跑道。
在远处，汽车的车灯在围绕着市中心闪烁，从那里辐射出七条铁路支线，蜿蜒着消失在大地上，它们从地下一起汇集到沃维森的巨大的内环线。它们是这座城市畅通无阻的经脉，也是它的骄傲。这是一座为完美无缺的人们建造的完美无缺的城市。
我支撑着进了屋，又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那一夜余下的时间我一直没睡着，简斯已经使我明白，如果我也成了一个酒鬼，那么，在马科隆我将失去前程。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起了床，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屏幕上出现了招聘统计员的广告，我勾画了自己期望中的工作岗位的轮廓、工作地点、薪水的要求，以及家庭条件和马科隆出版社人事办公室提供的个性描述。
从隔壁的房间里，透过墙壁传来了轻轻的、勉强可以听得见的音乐声。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谁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