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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约是汉代汪陶、剧阳二县地，与阴馆无关。
《应州续志》又说：“北魏天平二年应州置善无郡，领善无、沃阳二县。②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本1985 年中华书局版869 页。① 《应州续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8 页。顾祖禹也说：“沃阳废阳在应州西南，善无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汉县。”戴震考之《汉志》，沃阳有盐泽。《水经注》：“盐池西南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云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这些说明盐池、沃阳、善无、中陵该相距不远，但据文仍不能说明问题便进一步考之实地，中陵是乾隆时宁武的神池县（今山西神池县），善无在其北，沃阳盐他是唐代的安北部护的胡落盐池，乾隆时的偏关外归化城西的蒙古地，清代偏关五寨吃的盐仍从蒙古来，况且中陵、善无、沃阳的水流归地近内蒙的树颓水（按：或指浑河）注入黄河。经文献书证和地域实证相结合，戴将沿革弄得水落石出，指出沃阳距应州遥远。《应州续志》说曾在应州置郡领沃阳、善无是不确的。以上二例，再一次说明，戴震十分重视文献，文献功夫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戴震岂有不重视之理。当文献不足征时，应考之实地，以求地史沿革究竟。文献是手段，考证史实，弄清原委是目的。而这些归根到底又服从于修志以“利民”这个总要求。
戴震认为，不仅修地方志如此，凡涉及历史科学的学问均应如此。乾隆三十六年（1771）戴震应邀到汾阳修县志时，有位叫温方如的向戴震请教，温氏研究汾州地区的金石文字，著《西河文汇》，方如持三寸搦管，在荒榛颓垣中寻访残碑，精神是可贵的，但未能远涉名区，仅杂取府州县志以证，而汾州府辖州县八，温氏还差两个县没有顾及到，于是又涉及到书名所及的地史沿革问题，温氏书名踵其师周某《西河遗事》、《西河诗汇》之类，因是寻访西河的金石文字和碑石，不得不考其沿革。所谓西河，先秦时府境于七国赵地，其西临永宁宁乡，直到北魏太和年间才正式置西河郡（戴震的考释已见上节）。温氏的书采编自宋以下，因是西河郡的金石、碑刻，“特以有涉于方志，观事存之”，“倘用是专事遗逸，为府州县补阙正讹”，同样是有意义的，因而考订沿革，正西河之名，以期搜集之全，就十分必要了。我们再一次看到，在方志、地区文集中，文献往往只是潜台词，是考有关史实的基础，一旦考订清楚，是不必堆砌在方志、文集之中侈言文献的，这正是醇儒之论，硕学之士的卓识，是很值得玩味，值得索其志趣的。
针对戴震不贵古雅从世俗，重地史沿革而不侈言文献的说法，章学诚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所谓“是”，就是合乎对象的实情，合乎规律，但不一定合乎古雅。章说：“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戴震的“从俗”，如前所说是从当地实情出发，从地方俗文化的特点出发，即使是通俗、浅俗，深入方能浅出，又岂是“世俗人皆可为之？”章又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但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方志是历史地理科学，它是历史，但涉及地理史，戴震所谓沿革，正是地史的沿革和发展，至于“宁重文献而轻沿革”，等于说“宁重资料而轻由史实① 《文史通义校注》（下），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869 页。得出的实际结论”，如果修志不以可靠结论为和起点，仅是堆砌文献资料，就可以想象方志将成为地方资料汇编，连当时的实地实情的叙述也被挤走。章的这一修志思想，连冯定九起初也不能接受，章叙述了上面的一番话以后，冯发问说：“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善，岂仅为之数百年以内设邪？”章解释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又说方志不过上百年，二三十年要重修，“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②。史书详近略远，也不足以补其汇集古今资料之弊，这显然是两回事，不能说古代资料少些而近现时期资料多些，就可纠补资料堆砌之弊。又说因百来年，二、三十年要重修，沿革明显，不用再考，如重沿革，则用不到续修方志了。事实是戴震力主由文献史实将沿革考订清楚，万无一失，以为起点，决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恰恰为后世续修楷式，为后世续修提供一正确的前提，续修志则可放手在前志基础上叙述近百年的新变化。
章学诚的这篇追记的文末，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戴震在与章学诚论辩过后，第二天将《汾州府志》拿给章看，并说，于沿革以外，与众不同者是列僧人僧事于古迹之中，因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对此，章氏认为“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至于在人物门类中取消僧人，章氏诘戴曰：“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并认为戴的做法是“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于怪妄也”①。其实，戴震对《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的体例非常重视，反对结构“漫无叙次”，采用纲目体式，“分列纲目，以纲为断，目为按，令阅者因纲检目，因目证纲”②。例《汾州府志》纲目：沿革、疆域、山川是全书总纲。总纲贯彻重沿革的思想。“沿革定而上考往古，乃始无惑”，“疆域辨而山川乃可得而纪”，“山川次乎疆域，其奠也，本天地之自然，而形势在焉，风气系焉，农政水利兴焉”③。在门类排序上，居首的有：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坛壝（wěi 坛的通称）、关隘、营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其次：人物，其关及一方历史的缩影。再次：古迹、杂考，“备稽古者之检之也。”最后：艺文。在体裁上，图、表、志、传、考、录诸体皆备。为章学诚所讥笑的“列僧人于古迹”一事，显然从僧人的社会意义方面考察，看其能否成为一方历史之缩影，并非据什么“血肉之躯”列目，戴震完全没有错。戴震的修志指导思想和楷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影响清代的修志，直至今天仍有参考意义。章学诚是清代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六经皆史”说在史学史上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一面冲破经学藩篱，把史学从文献考订中解放出来的旗帜，但在与一代哲人戴震论史时，未能虚心听取这位饱学硕儒的充满经验的广袤性和思辨的深邃性的见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从总的方面看，章学诚还是能正确评价戴震的人，但也存有很深的成见。章说：“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①② 同上，870 页。
① 《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871 页。② 《汾阳县志例言》，见《戴震全集》一，1991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522 页。③ 同上，488 至490 页。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馀村》。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戴震治史的别一领域是谱牒之学。梁启超曾说；“方志，一方之史地。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②与年谱相近的是事略行状、传记、墓志铭、碑传等。今本《戴震集》中有《族支谱序》，行状有《江慎修先生事略状》，传记有《于清端传》等七篇，墓志铭有《裘文达墓志铭》等十篇，碑传序记除《族支谱序》归入族谱家谱外，还有《山阴义庄序》、《汪氏捐立学碑》、《郑学斋记》等共七篇。这些治史篇，《江永事略状》可谓学术史，其余大都可窥见戴震重民利民的史学经济思想，从历史科学去看，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文献考订，钩取史料，辨别真伪，如《族支谱序》写戴氏族的谱系，除指出春秋时宋国有戴、武、宣、庄之族外，明确了戴氏之称，缘于戴族，还表出鲜为人知的史料：唐颜师古注西汉史游《急就篇》：“戴公生公子文，遂称戴氏，是也。”但从前不知道有公子文。尽管如此，戴震对史料的处理仍很慎重，他说：“公子文至护公（按：唐天祐年间人），中间代系遥隔，不从旧谱序列，不敢滥承也。”①为此修史必求其是的客观态度，曾得罪了戴氏宗族。
二是继承《史记》的传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人物写得很生动，例如为《汾州府志》写的《于清端传》即是，其余六篇传记也都有此特色。读后使人看到作者的文学才能。
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系史于民。例如为《沧州府志》写的《王廉士（王敏）传》说：“敏狷洁多近义，是以人啧啧喜称道。”
四是为平民百姓立传，如《戴童子圹铭》②。《戴节妇家传》则为“穷巷里曲之妇人女子”立传。传为戴震曾为隆阜卖姜老人立碑，皆此类。
五是从史实出史论，作者随时发表自己的史评见解。例如《万光禄传后序》云：“余读《忠节录》？？盖卒之以身死国，非偶然也。”《养浩毛先生传》一开头就说：“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为先？？士之行之可表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为哉！”③在诸多的史传著作中，除了从《江永事略状》看出师生学脉相连外，其余也不难看出作者和史传对象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史作打上了作者的人格烙印，作者也往往从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汲取了丰富的人格滋养，作为哲学家的戴震直抒石破天惊的胸臆己见，不是有其笔下的中华历史人物铮铮硬骨的人格形象吗？戴震哲学也是从他的历史科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滋养的。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324 页。① 《族支谱序》，见《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版216 页。
②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认为，此童子戴震长子，早殇。
③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1 页。
三、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校
《水经注》，是戴震一生中的大事，旧题汉代桑钦（后人以为三国时人）所著《水经》，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水经》记述我国河流水道137 条，郦道元补充记述达1252 条，注文较原书多出20 倍，引书达437种，郦道元注完成于公元六世纪初，我国的雕板印刷术大规模兴起尚在十世纪初，前后相距达四百年。目前所知的郦注的第一个刊本是北宋成都学宫刊本，距郦注成书已长达五百余年，这五百余年内郦注本的流传全靠传抄，其间造成的讹错失漏乃至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