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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信任汉官的结果，使一部分本来就不积极做事的汉官，更不肯勤于职守了［21］。有的汉官在女真官吏的管辖下，地位卑微，似同阿哈，难于生活。他们暗中与明廷相通，或找机会悄悄地逃走了［22］。连镇守金州、复州、盖州的副将，一度效忠于努尔哈赤的刘爱塔也离心离德，想投靠明廷。天启三年初，刘爱塔曾经在大贝勒代善的红旗下，很不得志，连他的乘马、财物也被旗主贝勒夺去，受尽虐待，几乎不能活下去。因此，爱塔派遣部将金应奎到登州、蓬莱私通明朝官员，愿意以复州作为内应，投归明朝。明廷派遣总兵官沈有容，以舟师联合毛文龙所部，集结在海外，等待刘爱塔起事。在爱塔还没能开始进行起事，努尔哈赤已经侦知明朝的舟师到了海外，他恐怕金州有失，当即采取了措施，把沿海居民暂时移到复州。爱塔首次预谋献城归明的事受阻了。同年五月，刘爱塔又派人与明官约定，将要在六月二十日深夜献出复州城。后来，因为爱塔与部下的备官王丙有了矛盾，密谋之事被王丙告发了。努尔哈赤得报后，迅速调发大兵三万，包围了复州城，逮捕刘爱塔，对复州、金州两城进行屠城。辽南军民纷纷逃难，先后逃入朝鲜王国的难民多达十余万［23］。
由于女真官员语言不通，民情不熟，无法控制汉民，而汉官又不愿意也不敢认真去管理汉民，甚至有的完全不管，使汉民敢于集体逃走。留下的汉人也不肯从事生产，自愿变成流民，所以社会上到处乞食的流浪者日益增多。逃亡、杀掠、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加重了后金的社会的混乱。
天启四年，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后金境内，居民没有粮食吃，物价飞涨，社会日用品奇缺。谷物一升由白银一两，上涨到八两。一匹马由过去的十几两白银，上涨到三百两。一匹蟒缎由过去的四、五两银，猛涨到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两，相当于过去的四十倍到五十倍［24］。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盗贼兴起”，人相食的严重情况。社会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社会上出现严重动乱之后，大生杀机。屠杀的对象不仅是暴动的，无谷和少谷的汉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明朝革职官员、秀才，以及一切可疑的人。同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总兵官以下，守备官以上的八旗各级官员，到各城乡、村屯去甄别汉人。凡是在八贝勒家和一般女真家庭中服役的汉人都绑来盘查。让现任的汉族官员，将各自近亲的人领出来。被甄别出来的人口，即被怀疑的人均留在村中，最后，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大臣，统兵分路到各个村庄去，将留下的汉人，统统杀光。在这次血洗辽地的惨案中，无辜被杀的居民和秀才难以统计。事后清查，只有三百名秀才得以幸免［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汉民、汉官，并且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严重地挫伤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后金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北地区统一事业的进程［26］，当时的人就批评努尔哈赤犯了“多疑过杀”的错误，影响了后金的发展、壮大［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辽民采取编庄的管理办法，是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二月，当时由都堂下书给汉官石廷柱、刘爱塔等，命令他们将移户编庄，这些庄户有自己的家畜，分给田地，配给耕具［28］。庄户既然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说明他们不是被驱赶的户，也不是阿哈。因此，这种庄不是阿哈庄，是与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编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29］。
天启五年十月大屠杀以后，剩下的汉人都统一编庄，一庄由十三个男丁和七头牛组成。每个庄设立庄头两名，下属十一个人。庄上的人名、牲畜的颜色，都书写成文，送到都城。庄头本身移居到沈阳城，与牛录额真的家并住在一处。两个庄头轮番到庄上督促生产。每个庄给田百垧，二十垧作为公田，八十垧归庄户自己耕种自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编庄制，是辽东生产关系再次变革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编庄，民户的田土，都没收为后金统治集团所有，按庄重分。使原来明朝的封建依附农变成了满官属下的农奴［30］，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后金统治集团所有，庄丁所能有的只是八十垧自食的部分私有经济。另外的二十垧公有经济，其剥削量比“计丁授田”制下的三丁耕官田一垧加重了。从此，农奴性质的庄园制经济成为辽河东西主要的剥削形式。
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普遍出现，标明后金在辽河东西基本上已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那么，为什么要编庄呢？努尔哈赤说，是为了防止女真人对汉族人的“侵害”［31］，实际上，从庄园的特点来看，其组织形式来源于奴隶制的托克索。各庄分隶给备官以上，总兵官以下的各官，因此，这种庄园经济又带有领主的性质。然而，从备官到总兵官，对于这种农奴制庄园，只是具有暂时的管理和领有权，而不具有完全的占有权，最后的完全的占有权属于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所有权完全操在女真族贵族的手中。各个庄头移居在沈阳，受牛录额真的直接监视，目的在于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压迫和剥削［32］。
在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大批的汉族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农变成了农奴制下的庄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耕种在自己的或地主的土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而是在庄头棍棒的催促下进行生产［33］，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农奴制的农庄尽管具有封建的性质，但其剥削方式比辽东原有的封建租佃关系落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现象，是辽沈人民无法接受的。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比起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它将女真族社会推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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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太祖》卷34；卷39。
［2］［3］《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26。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3。
［6］［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9。
［8］《满文老档·太祖》卷3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10］《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54。
［1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12］《满文老档·太祖》卷25。
［13］《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7，卷36；卷38；卷55。
［14］［15］《满文老档·太祖》卷66；卷47。
［16］《满文老档·太祖》卷54载：驱赶之户、俘虏，“自猪以上，马、牛以下，皆从公”。同书卷43载，移户逃者“作俘为阿哈”，《明熹宗实录》卷1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8］《满文老档·太祖》卷32。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8。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51，卷32。
［22］《清太宗实录》卷17。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24］《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5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
［25］《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6］《清太宗实录》卷5载：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同书卷10载：“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2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载：努尔哈赤“性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
［28］《满文老档·太祖》卷36。
［29］移户是否全部编庄，编制如何，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待查。
［30］《清太宗实录》卷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2］《清太宗实录》卷16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于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33］《满文老档·太祖》卷66。
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四、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随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口逐渐的集中和增加，使八旗牛录制度最后形成。旗制初建的时候，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儿等担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列入。
八旗的旗主贝勒逐渐形成了八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夫命元年）以后，八家贝勒以地位、权势和功名的不同，形成为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个人，列为四大贝勒，又称为四大和硕贝勒［1］。最初，凡是朝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四大和硕贝勒议决，然后报给努尔哈赤审定。参加一般朝政的众贝勒为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阿巴泰、汤古岱、寨桑古等［2］。
八旗制度的完备，既表示了后金奴隶制国家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和最后确立，同时，也使后金社会逐渐地步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八旗制把后金人民分作八份，各属。旗。各旗旗主贝勒的地位相等，凡是有战争则以牛录摊派甲士，各旗几乎均等。战争结束了，贵重的财物，如金、银、帛等分给八家。建立农庄（即托克索），各旗不可你多我少，必须平均占有。从公家牧群取回来的猪，八家或各取二百头或各取一百头，派人外出采取珍珠、貂皮等土产，八家也得平均分配。在行政管理方面，设置官职各旗的数目也得完全相同，设立八个大臣，八个巴克什，十六大臣，四十个判官［3］，也都是按旗规定的数目。八大臣是每旗各一员，十六大臣是每旗各二员，四十个判官，是每旗各五员。每旗以旗主贝勒为首，设立一个衙门，合称为八衙门，甚至犯罪的人处以磔刑也要八分其尸，分别悬于八衙门之上。八家分治，年深日久则各成一体，旗主贝勒在旗内的权力很大，象一个国的君主一样。旗内的大小诸事都必须经旗主贝勒允许，才能进行。旗下的人想采取人参、捕貂、围猎，也必须先告诉旗主贝勒才能行动。行军作战，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如果违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