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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
20091122
时年九十九岁
跨过时代的门槛（1）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
跨过时代的门槛
1916年9月1日，法国巴黎。
在这座散发着香水与艺术气息的古都，正倾力组织勤工俭学会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国外交部代拍、驻法使馆送达的专电：“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人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笺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范源廉。宥〔二十六日〕。”
晚年蔡元培蔡元培手执昔日老友、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签发的电稿，思虑再三，决定归国就职。12月22日，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匆匆的步伐，伴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26日，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时年50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走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北京大学锈迹斑斑的门槛。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清同治六年丁卯（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9号的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给世人的印象是，继承了江南才子的聪明头脑，也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模样，性情温和。蔡元培“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这是继蔡元培之后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许多年后对蔡元培深情的回忆。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一向朴素谦抑的高雅之士蔡元培，骨子里又含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蒋梦麟清楚地记得：“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虽为大清光绪皇帝钦点的翰林，但蔡元培反清意志坚决，说到做到，且身手不凡。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时代，蔡元培曾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双料革命党人，并在日本、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在民国历史上名声颇为响亮、整天高呼要造反举事的巾帼英雄……秋瑾秘密联系，制订计划。他曾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次震撼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王朝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希望以这种极端手段达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的目的。
刺客这一行当，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形成像样的气候，更没有弄出叫得响的名堂，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古老的职业又复活勃兴，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荡中，滋生了新一轮刺杀高潮。其时，恐怖活动的旗帜四海飘扬，五洲震荡，风云突变。无政府主义暗杀活动风靡全球，被当时的热血青年奉为最时髦、最便捷、最有希望掀翻一个破落王朝的不二法门。东方最古老的都城之一的北京，夜色沉沉的闾巷街衢，不时传出“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等等豪言壮语，以及“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铁血召唤。流风所及，遍及宇内，血脉贲张的青年无不对这种豪迈气概趋之若鹜，视为革命造反的必经之途。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汪精卫）、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纷纷投入到这股激流飞溅的大潮之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暂时执掌国柄，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正当蔡元培沿着修齐治平的理念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和政治抱负时，却由于政见纷争、人事倾轧，他愤然离职出走，暂避欧洲。经历了四年多的漫长等待，蔡元培终于在1917年这个苦寒的冬日，以崭新的姿态、坚定的信念，跨进北京古城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最高学府的灰黄色门槛。
跨过时代的门槛（2）
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就职，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元培的雄心锐气，一些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作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于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祥征兆。情势所迫，大势所趋，无论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王们，已顾不得这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过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肚中任意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跨进北大的蔡元培，立即于一潭死水中投下一块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在北京大学那长满苔藓的校园与暗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这位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①正是凭着这种果敢坚强的精神，蔡元培把故宫脚下日渐沉沦腐败的京师大学堂，逐渐改造成为一块“精神的圣地”。北大从此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自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都系于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正是因为有蔡元培提倡并严格遵循“兼容并包”的治学方略，才催生了浩瀚壮阔的北大与北大精神。这个脱胎换骨的新式大学堂，不仅接纳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化另类和“叛逆”者，还包容了黄侃、刘师培与脑后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辜鸿铭等传统文人与硕学鸿儒。改造后的北京大学增进了新的科学知识，科学与文学开始在这块新生的圣地上分庭抗礼，历史、哲学和绵延千年的“四书”、“五经”也必须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解析，中国知识领域几千年来一直由文学独霸的状况有了新的气象。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与强劲的老派对手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
在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号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革命运动。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巷尾，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身处激流浪涛中的京城高校学生肩扛大旗走出校园，汇集于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随后赶赴赵家楼痛殴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引发了朝野上下及社会各阶层的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一直充当着这场运动的前驱、承载了巨大风险而幸存的北大，作为“民主堡垒”的象征，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并为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所缅怀、铭记。
跨过时代的门槛（3）
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大潮逐渐退去，继而是南北中国狼烟四起、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糜烂格局。急剧的动荡使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时仆时起，难得安宁。1923年1月17日，不屑在党派倾轧中屈就的蔡元培，毅然向大总统递交了辞去北大校长的呈文，同时致函教育部宣布辞职，并明言其辞职之因非为私情，而为公理，同时对外界披露了辞职的缘由。
这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脉络清晰，并不复杂。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并短时间做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2年9月19日…11月29日）的罗文干，其人格为蔡元培所深信。在政客们相互倾轧攻伐中，罗被冤枉，遭到逮捕。号称司法独立，实则被北洋军阀控制的司法机关，宣布对罗无罪释放。罗文干出狱四天，国务院一帮政客再度开会，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形成决议，复把罗文干逮捕关入大牢。面对置司法公正于不顾、翻云覆雨的政治勾当，忍无可忍的蔡元培挺身而出，以他的“不合作主义”宣布辞职以示抗议。他在致北洋政府呈文中慷慨激昂地说道：“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