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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孔子对周文化外在形式的批判，是思想观念从”官学“桎梏解放出来的第一步，是由官学向诸子私学发展必经的一环。墨子生于子学兴起的开始时期，对孔子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这点应是有亲自体会的。所以，对孔子至当不易的评价，墨子是从对周文化批判的思想发展的角度作出的。
墨子对孔子至当不易历史作用的肯定，并不改变其非儒的立场。相反，墨子非儒，系统地批判儒学的各种观点，进一步否定了周文化的内容。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根本内容上是维护周礼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从孔子到墨子，对周文化来说是从形式的改造到内容的批判，从温和的批评到激烈的否定。孔墨的对立，其缘由之一就是如何对待周文化，同时也表明周文化正是诸子思潮发展的起点、源泉和比较参照系。先秦诸子正是以周文化为对象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改良维新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
墨子非儒一是反对儒者述而不作的复古主义，“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循而不作的复古主义。墨子认为创造要比述而不作有益的多，“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指出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皆君子也。” 并且用逻辑悖论的手段说明服古后仁的谬误。“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古人言、服的东西，其开始时必是新的，积久才成古，古人言之服之，按儒家的说法，就是不服古言的非君子，而今人服言的是非君子古人之服言，又怎么能说是“必服古而仁”呢？况且儒家是“法周而未法夏也”，所以儒家“之古非古也”。 儒家服古而仁的说法缺乏根据和说服力，儒家提倡服古，言古，复古，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
二是反对儒者的重葬、久丧之礼。儒家为了恢复周礼，维护宗法等级，所以强调厚葬久丧是治国之道。墨子认为重葬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无利于天下，三年久丧使社会生产荒废，所以墨子说：“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 厚葬是将生产出来的财富白白埋到地下，久丧则废弃了产生财富的社会生产活动。久丧之礼既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又破坏了人类的生育繁衍，“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 所以，墨子认为“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厚葬久丧实是足以丧天下之道。墨子节葬的主张正是小生产劳动者针对富贵者，反对宗法等级的平等思想的一种体现。
三是反对“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的儒者天命观，认为儒学的天命之说实“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因为如果“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 天命之说的本质是否定了人的力量。儒者将周礼提高到天命的高度，使其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慑力量，墨子非命就是从根本上背弃了周道。
儒学从周，墨子背周。儒墨对立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官学下私人过程的深入发展，墨子接着儒学对周礼的形式批判，在内容上批判了周礼损民、弃事、乱政之危害，“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伤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情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饿，无以违之。” 墨子将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最明显地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的总结、概括与认识论、逻辑思想研究的结合上，使对自然现象客观内容的认识和思维形式在确定性、一致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机械制造规范，经说四篇是其集大成。二是，理论认识和实践的一致，即言行一致不仅是墨子认识论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墨子及墨者处世做人的道德行为准则，“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墨子认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言行不一是道德人格衰败的表现，“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 《耕柱》篇记载了一则故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墨家这种言行合一的精神。墨子弟子高石子至卫，卫君待之高官厚禄，上朝必尽言，而言无行，高石子见言不被所用，就离卫去齐，墨子知道后，称赞他做得对，“去之苟道”。
三、墨家三派
关于墨子的弟子，文献记载大都指出墨子弟子众多。例如，“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公输》篇中墨子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孙诒让在《墨子。閒诂。墨学传授考》中对墨子弟子作了考证。根据《墨子》一书及先秦诸子记载，孙诒让纲罗掇拾，粗理脉胳，“今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传弟子三，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系次者十三人，襍家四人，传记所载，尽于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
关于墨学的传授系次及墨家派别的分裂，有几段文献记载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吕氏春秋。当染》记载：“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击学于许犯。”《庄子。天下》篇记载：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梁启超、侯外庐根据各自对文献的考证和理解，分别制订了关于墨学派别的源流表。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所揭示的墨子学派：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是这样认为的：上表……符号，表示传授无确据而颇有可能的。——符号表示传授有文献记载的。人名有符号的，表示其人为墨辩或富于辩者色彩的。人名有符号的，表示其人染有辩者的倾向。文献的记载间或有缺且彼此各有出入；先贤的掇拾网罗，整理考证各有所得。
这里不准备详加评述，我们关心的是墨学派别分裂这一事实，及分析各派别的基本倾向。因为，根据现有文献，要确凿地考证出墨学源流演变的系次是不可能的。
其次，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的，类似宗教组织形式的团体（诸如巨子制、俱诵《墨经》），墨家后学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严格遵守了墨子所创学派的基本准则，在精神上和墨子保持了一致性，而不象儒家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不断改变观点、思想和行为。墨学的分裂，只是墨学后学各自坚持发展了墨子思想的某一基本倾向，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献身精神，或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或是重视对自然问题研究的论辩风气。所以，从墨家后学的思想、行为的所重，其大致可分为游侠派、游仕派和论辩派。墨子在《耕柱》篇中回答弟子的“为义孰为大务”的问题时，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对弟子各有所能，各有所重的肯定，为墨学以后三派的分立打下了思想基础。下面对墨学三派略加述评。
（一）游侠派
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正是墨子的基本作风和墨家的基本传统。战国时局动荡，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为知己者死”的侠士成为诸侯、公卿所特别需要的人才，聂政、荆轲之属，一时名扬天下。顾颉刚曾指出，“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 《韩非子。五蠹》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侠当指的是墨侠。《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的《新语。思务》篇说：“墨子之门多勇士。”从墨子弟子禽滑厘及墨家巨子腹、孟胜等的事迹也很可看到墨侠派的风貌。禽滑厘跟随墨子，裂裳裹足，长途跋涉，赶到宋国，率领墨子弟子三百人助宋守城，止楚攻宋。 禽滑厘曾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墨家巨子腹之子杀人，秦惠王令吏勿诛，而腹坚持“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者之法，终杀其子。 墨家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等183 人随之殉死。 ……《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受其躯，赴士之厄困。”和墨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墨子所主张并坚持的“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口言之，身必行之” 等信条就是墨侠的基本信条。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墨家游侠派的存在当无疑义。并且，可进一步从游侠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来证实墨侠派的存在。巨子孟胜率弟子为楚阳城君守城，以巨子为中心，可说墨侠的活动中心在楚。后孟胜死，传巨子位给居宋的田襄子，墨侠派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宋。后田鸠 又率领弟子入秦，“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 后墨家巨子腹居秦，深受秦惠王器重。这一记载也许可说明，田鸠入秦传巨子位给腹。墨侠派多是勇斗之士，且多掌守城之技，这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既可满足对中原扩张所需的武士，又可用之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
墨侠派在秦得势也可以从其反对墨家论辩派的言行得到佐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了田鸠驳斥论辩派的话：“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不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侠派唐姑果非墨辩派的事迹，“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