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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条基本口号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对人格平等的追求，经济生活上要求起码的生存条件，政治上反对贪官污吏的倾向。这些口号都带有墨子思想的印记。墨子说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政治、人格平等的主张；人能各从事其事，不废耕稼之时，纺线之事，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保证百姓起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其能生存下去的天下同利的思想；墨子提倡尚同，认为贤者，圣人能一同天下之义，达到社会大同；以及他忽视了自己所代表的小生产者本身的物质力量，而小生产劳动者由于本身力量的分散，使其往往希望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等。墨子的这些理论学说和农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倾向十分相似。
农民战争的主力是破产的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虽然有一些失意的文人作为智囊参与其中，用儒学、道学的治世方略和措施来影响农民起义的领袖的思想，为其筹划各种策略，但是，农民战争从其根本的阶级利益看，是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农民起义的政治活动不能超越时代和阶级所给予的限制。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阶级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从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寻找理论根据。侯外庐曾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未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提出的一条公法，即《吕氏春秋》所载，‘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认为农民起义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与墨子思想存在渊源关系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温饱，反对贪官污吏，渴望专制权威的保护，等等，这些既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要求，也表现了他们的阶级局限。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局限时，曾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农民起义主力——小生产劳动者也同样适用。农民起义队伍到了其发展壮大的时候，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蜕变成专制的权威。当他们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时，也无一例外地实行王权专制，原来是农民起义的弟兄们也普遍心悦诚服地接收这一现实。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开始阶段，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将自己神化为一种至高的力量。
在农民起义中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这一基本的推动力之外，假借民间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具有笼络人心，使人狂热盲从的巨大作用。民间宗教迷信的组织形式有一套相当严格的清规戒律，对其成员和信徒有相当大的约束力。民间宗教的形式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使分散的小生产者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农民起义的领袖在起义的初期往往不仅是作为类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种号召力和慑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与将士患难与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将士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一种愿为之死的盲从热情。在幅员广阔的国土上，要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小生产者本身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不能自觉地借本身的物质利害关系而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只有当他们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时，才会起来造反，争取生存权力，但这不是一种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历代农民起义往往不得不借助于超自然的神格力量。例如，迷信的谶语，人为的传说，对天象异常的预兆性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号召手段，影响到人的心理深层，会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从，产生一种持久的凝聚力。民间宗教是一种俗化的宗教形式，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教典，但是在实质内容上，往往是将它们存而不论。
它不祈求死后的天堂幸福，只承认现实宗教领袖的权威，认为他能安排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保护教徒的利益和幸福。民间宗教由于其内容的浅易，形式的简单规范，因而和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当合拍，小生产劳动者往往会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托。农民起义一旦假借了这种民间的宗教形式，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就变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并受教规的统一规范和约束。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也往往以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面旗帜，激励着起义的农民，宗教的信徒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所以，农民起义不仅只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斗争形式，而且有时假借民间宗教形式形成了一个与原来王朝中心相分离的一个政治权力中心。
墨子用天志、明鬼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学说，社会理想增添了一种神格的威慑力量。墨家以巨子为首，以墨者之法为规范，有严格纪律的形式类似于宗教组织。墨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原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形式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影响很大。王明在《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一文中指出：“墨学演变为原始道教经典中一部分社会政治思想，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和深刻起来。就它思想的继承性说，它是墨学的流变” 。《太平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其教义虽多有荒诞无稽之处，然而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宣传的是一种克己利人，济世救世，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这种太平世界是和墨子兼爱交利，非攻助人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这对生活在艰难困境中的小生产者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由于《太平经》的教义有宗教组织形式相配合，能利用传教、授徒的方式，使教义深入到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和心理深层。汉末的黄巾起义，正是利用《太平经》和道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团结了起义的农民。墨子关于勤俭艰苦，自食其力的墨者之规也被纳入原始道教的基本教规，是道教信徒所必须遵守的。教规的严厉，教徒的吃苦精神，使起义农民能保持廉洁的作风和奋斗向前的精神，这亦是农民起义能持久下去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一个支柱。由于教规是一种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强制性手段，所以它能起到团结队伍，稳定军心，激励献身的巨大作用。
原始道教是下层小生产者的一种自发的民间宗教形式，后来被统治者所利用，用老庄的超脱尘世的虚无主义掩饰了墨家济世救人的原旨，用个人奢侈享受的放纵代替了墨子勤俭吃苦的自律，从而一度蜕变成为贵族宗教。道士腐败，宋徽宗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道观。“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后来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复兴，其矛头就是针对道士违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败堕落的状况。王恽曾在《奉圣州永昌观碑》中指出，道教“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葬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复兴的原因。复兴的主旨就是复兴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这里摘录数条记载以说明：
真大道者，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于移于己……辄草衣木食……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嘶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皆能力耕作，治庐舍……。 ……真大道教内有自己严厉的教规和私设的刑法，“听狱讼，设刑威，苦有习然”，“有桎梏鞭笞之具” 。这点和墨家内部巨子执墨者之法，惩治墨者，不受国家法律，皇帝旨意限制的情况十分类似。
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苦劳，力耕作，故凡居处饮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 。
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兴起，是从腐败的贵族化向俭苦的平民化的回归。下层小生产劳动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产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信徒。严格的教义、教规又使这些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变成信念一致，意志坚定的信徒，从而使道教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两者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进了西方的基督教，却能在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投身进去。后者假借民间各种粗俗的宗教迷信组织，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了狂热的信徒和战士。这其中的缘由正在于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战斗口号，所强调的原则、精神，所采取的组织形式都适应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这点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虽然它们并不是直接从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这种一脉相通的特点正表明了墨子的兼爱平等的社会理想，强力非命的斗争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献身赴义的道德准则，渴望救世主来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仅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普遍的阶级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这些思想已溶入了历代农民起义的血液中。农民起义在本质精神和外表现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征了墨子思想的影响和继承的一种途径。
（二）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破产的例证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最终都没有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结局，还是建立了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结局，农民起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古的封建制度。以均等大同为目的，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手段的农民战争，毕竟不能摧毁、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秩序。既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的社会秩序就必然会相应地存在。儒学强调人道亲亲，尊祖敬宗，融治国治家为一体的政治伦理学说，既具有将分散的小农联结起来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适合生活在农业宗法社会里各社会阶层心态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风习俗，使冷酷的政治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色彩，使忠、孝、友、伟、师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渗透，融为一体。这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从言语举止到思想意识，都被注入了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充满分散小农的广大国土上有效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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