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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富人的儿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当时有人曾在评论中写道：
“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的深刻印象：贫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们无处安身，而同时对于富贵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几分春色。以显明的贫富对照、现实地表现人间的不平，强调地提出了住的问题，严肃地处理了这社会悲剧。”
左翼电影的领袖人物夏衍用黄子布的笔名与其他人合写的影评也对《城市之夜》给予了较高评价：
“当我们开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之中，就可以跃现出许许多多这个‘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上的高楼、跳舞场里的客人、跑狗场里的狗……黄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桥头的可怜的非人生活的女人、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边是过着非分的享乐与迷醉中的生活，而一边是受着惨侧的欺凌与压迫下的待遇……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
而这个《城市之夜》就是这样一幅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
无疑地，对于《城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样有意义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评，夏衍等人的影评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说：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那种困苦、贫愁的经验，而是那种贫苦的人物是最现实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现，随时都有得接触的人物，所以演员的表情，容易着力。这样阮玲玉和王桂林就从容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电影上。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进家门，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是诧异：
“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阮玲玉连忙否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
“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元钱，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
“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
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稀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紧，连忙问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
“赌债倒是没欠下，只是……”
紧追慢问，阮玲玉才明白，张达民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子，要不是何东先生出面，那张达民的纰漏就出大了。
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说不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去公司找我？”
张达民一听，懵了，只好问阮玲玉：
“那你说该怎么办？”
“在家呆几天再说吧！”
一段日子过去了，一天，阮玲玉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有关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阮玲玉想：若把张达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他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于是，阮玲玉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达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后，即与张达民商量，张达民内心当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等着他去做，考虑再三，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张达民到福建不到两个月，便三天两日写信来骚扰了，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无非两个字：要钱。为了张达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搅蛮缠，阮玲玉只得花钱消灾。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认识还是在1932底“联华”的一次聚会上。林楚楚为他俩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们‘民新’的故交，当然也是今天‘联华’的老友啦。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绍了，唐先生一定早就认出来了。”
唐季珊含笑点头，欠身向阮玲玉致意：
“当然。阮小姐好，真是幸会。阮小姐主演的片子我看过不少，的确都是好片子，故事好，阮小姐演得更好。”
阮玲玉客气地回答道：
“唐先生好。”
此次与唐季珊会面，并没有给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她少不了经常出席一些应酬，常会被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互相说几句交际场上的客套话，所以，阮玲玉过后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见面却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典型的上海滩的“白相人”，喜新厌旧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张织云弄到手后，带到美国转悠了一趟，就一脚踢开了。今天发现阮玲玉这一尤物，使他兴奋不已。
于是，唐季珊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联华”的片场，且总忘不了给阮玲玉带上一束鲜花。日久天长，阮玲玉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而对唐季珊从心理上没有设防。
其实，如果仅仅送送花、跳跳舞，那他俩之间也并没什么，所以唐季珊暗自祈祷老天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既能向阮玲玉大献殷勤，让她明白自己的心迹，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期待着。
老天不负有心人，唐季珊得到一个消息：《城市之夜》摄影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戏。
几天后，当阮玲玉和《城市之夜》的外景队成员到达杭州时，竟意外地发现唐季珊已等候在车站出口处。唐季珊热情地说：
“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我已为各位订好了房间，接各位的车就停在车站前，大家请跟我来。”
唐季珊看着众人脸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我在几天前听说剧组要来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庄有笔业务要我亲自来洽谈。我既来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设有茶庄，当算得半个地主，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当尽地主之谊。”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很高兴。
在此后的几天里，唐季珊几乎与外景队形影不离，外景队有了他后，自然方便了许多。拍片之余，唐季珊又为外景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外景队完成任务返沪后，大家都觉得唐季珊这人挺够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对唐季珊的几分好感。
凭着在杭州拍外景时结下的友谊，唐季珊不必再常常干耗在摄影棚寻求接近阮玲玉的机会，他开始登门“拜访”了。到1933年新春来临之时，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也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了。
面对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们之中。阮玲玉和张达民走到如今，可以说他俩的爱情已荡然无存。在和张达民同居七年中，她心中那份对于爱的渴求其实始终没有消逝。但是，这七年来，她却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既爱她而又值得她去爱的人。
唐季珊可以说是第一个执著地要闯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追求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他不着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阮玲玉，他对于阮玲玉是那样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阮玲玉为之感动。
已有所心动的阮玲玉对于唐季珊的第一个思考，自然是拿他和张达民进行比较，其结论似乎十分简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唐季珊都远远胜过张达民。
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其主要标准无非是事业和感情。在事业上，张达民一事无成，还陷在了嗜赌的恶习中难以自拔；唐季珊却是一个有大成的人，说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商界骄子并不过分。
在感情上，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成一个字—一“钱”，张达民是一个既不懂得感情又丧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上当然也难以令人满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与“影后”张织云同居，用情不专，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阮玲玉身上，比之张达民，自然要胜出一筹。
至于在其他方面，唐季珊比起张达民来也毫不逊色。年近不惑的唐季珊虽比张达民大10岁，但更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魅力，他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事业成功者的得意与矜待。
张达民虽然刚届而立之年，但沉溺赌海，生计无着，早已风度尽失而迹近无赖。他更可怕的嘴脸，还表现在一个空架子少爷的嘴上，没有钱还想充大爷。
说起对于阮玲玉事业上的关心，张达民更是无法与唐季珊相比，张达民也常常“光顾”阮玲玉拍戏的片场，但去的目的只是要钱。唐季珊只要有空，定会手持鲜花出现在片场，热情地眷顾，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长长。
但阮玲玉还是有一些隐隐不安的，那就是张织云的前车之鉴使她对唐季珊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不免心存犹豫，然而她又下不了决心割舍这段对她说来颇为难得的感情。她因举棋不定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聪明的唐季珊早看出阮玲玉这段心思，因此，只要有时机，他便向阮玲玉大谈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他与张织云的往事。
他把他与张织云同居说成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结果，至于他和张织云的分手，那自然是因为张织云爱慕虚荣不懂爱情的缘故。
唐季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原本心存疑虑的阮玲玉大大地放松了对他的戒心，而他赞颂阮玲玉的甜言蜜语，对于久困于与张达民恶梦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来说，则不失为一针镇痛的吗啡。
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