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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清明，金世宗尤其重视对官吏进行考察。他评定官吏的标准是看政绩的好坏。好的得到升迁，差的予以除名，赏罚分明。他有三条途径来考察官吏：第一是亲自巡行。通过传统的“巡猎”活动，既可以习武，又可视察下情；第二是派使臣专程视察；第三是鼓励各地官吏和群众“上书”言事。有一次，金世宗得知有个叫左渊的贵族子弟，在任漕司（负责漕运的官吏）时贪污钱粮，非常生气，就好意劝他改正错误。但他坚持不改，后又盗用物资。金世宗当机立断将他除了名，永不叙用。还有一个叫徒单贞的人，是太子妃徒单氏的父亲。当这个皇亲国戚的贪污罪行被揭发之后，金世宗除要他退回全部赃款、赃物外，还把他降了职，又削去他夫人的爵位。
金世宗不仅注意任用原有知识分子做官，而且注意官吏的来源，注意培养女真族的知识分子。大定初年，张浩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辞去官职，金世宗既对他极力挽留，又诏谕他不必每日上朝，即使入朝，也为他设有专座。一次，宫廷近臣中有人提议罢除科举制，金世宗就请张浩裁决。金世宗对张浩说：“自古帝王中有不用文学之士的吗？”张浩回答说：“有。”金世宗问：“谁？”张浩答：“秦始皇（指他的焚书坑儒）。”金世宗环顾左右说：“难道要把我当作秦始皇吗？”通过这次咨询，以科举取士的办法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充实。金世宗还创立了女真进士科，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女真太学，为女真族培养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金世宗这个文化改革措施，使金朝的官吏队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女真人的汉化和民族的融合。
金世宗还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1164年，在金军还有相当强大实力的情况下，全世宗主动和宋朝议和。从此，金、宋双方休战了约三十年。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他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金世宗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这时，金朝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历史上，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号为小康”，而把全世宗誉为“小尧舜”。
芦沟桥就是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五月，决定修建的。不过尚未动工，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了。这年六月，金章宗继承父志，开始修建芦沟桥，三年后建成。初名“广利桥”。后因桥身跨越芦沟，人们都称它芦沟桥。早在战国时代，芦沟河渡口一带已是燕蓟的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原来只有浮桥相连接。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西）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车水马龙，行人相接，原有的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都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的需要。金世宗才诏命建桥。芦沟桥的修建，尽管已不在金世宗统治时期，但实际是金世宗“大定仁政”的一个结晶。
三十九、集天下英俊
──忽必烈任用汉官
张显传
北京城内有座城中之城，它位于北海公园的南门外，这座砖砌的圆形小城叫团城。在这面积总共只有四千五百多平方米的城中，殿堂辉煌，松柏参天，景色优美，称得上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园林。团城内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玉瓮亭内的黑王酒瓮更是引人注目。这个玉瓮高七十公分，重三千五百公斤，可贮酒三十石，制作于元朝初年。它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元世祖忽必烈曾用它来盛酒，宴赏有功之臣。所以，人们又称玉瓮为酒瓮。忽必烈宴赏的功臣包括蒙古族的，也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真可以说是集天下之英俊。
忽必烈（1215—1294年）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的弟弟。1251年，蒙哥即汗位以后，把大漠以南领土的军政大权托付给了忽必烈。从此，三十六岁的忽必烈开始接触大批汉族知识分子。
1252年七月，忽必烈奉命进攻南宋，随军有个智囊团，其中有著名的汉族文人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人，他们都辅佐忽必烈多年，得到了重用。刘秉忠从小喜爱读书，博学多才，尤其精通天文、地理、律历等知识。青年时代，他因怀才不遇而出家当了和尚，后经人推荐，来到忽必烈的军中，得到了忽必烈的器重。张文谦是个聪明好学的人，善于记诵，他是刘秉忠的同学，经刘秉忠引荐成了忽必烈的谋士。姚枢通晓儒、道、释、医，尤其精通农桑，也是忽必烈的一个重要谋士。自从他们得到重用之后，总是细心观察、精心计划、主动地为忽必烈提供必要的谋略。有一次，当他们得知邢州（今河北邢台）的人户一下子由金朝时的八万多户减少到六、七百户时，非常着急，就建议忽必烈选派得力的官吏前去治理，结果政局为之一新，户口猛增十倍。忽必烈由此认识到任用汉官的重要意义。不久，忽必烈进攻南宋，让他们随同，一起纵论时政，分析形势，以取得战斗的顺利进行。
南宋军队在蜀地防守严密，抵抗顽强，蒙古军队不易攻取。忽必烈与谋士们商议后，决定绕道吐蕃，进攻云南的大理，然后南北合兵进攻南宋。一天，行军到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宿营，忽必烈决定招待一下手下的武将和臣僚，让大家痛饮一番。酒过数巡，兴致正浓，姚枢对忽必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宋太祖赵匡胤派曹彬率军去攻南唐时，不杀一人，还禁止将士掳掠老百姓。因此战争过后，市场仍然繁荣，秩序也很稳定。金陵群众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忽必烈听了没有作声，但他心里明白，这是姚枢的劝谏。第二天，忽必烈见到姚枢时说：“昨晚你说的曹彬取南唐的故事，我也能做到的。”姚枢高兴地回答：“这是圣明贤君的心肠，是百姓的福音，也是国家的幸福啊！”
1253年十月，忽必烈率领中路军到达金沙江边，只见江水滔滔，汹涌澎湃，将士们在江边徘徊。刘秉忠建议寻囊造筏，用革囊和木筏渡江，把全军将士顺利地送过了金沙江。接着，他们又降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就向大理进军，这时，离大理国也只有二百里的路程了。
大理国原由白蛮的首领段思平所建，自937年建国（那时中原正是五代时期），到这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的国主名叫段兴智，管辖现在的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境的土地，但实权掌握在高祥、高和两兄弟的手里。
怎样攻取大理国呢？根据当时大理已处于四面包围的形势，大家建议用先礼而后兵的办法，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大理国。1253年十一月，他们派使臣玉律术等前去招降。段兴智想议和，但拿不定主意，高祥拒绝投降，还杀了三个使臣。忽必烈非常生气，下令攻击，十二月攻占了大理国的都城──羊苴咩城。段兴智见势不妙，逃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逃到了姚州（今云南姚安）。
城破之后，蒙古将领纷纷提出要为死难者报仇，惩罚大理城，忽必烈也同意了。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得知消息，即刻拜见忽必烈。他们对忽必烈说：“杀死使者抗拒命令的是高祥，不是人民。人民没有罪，我们不能杀害这里的人民。”忽必烈认为他们说得在理。刘秉忠接着说：“况且，我们兴师动众的目的是为了以仁义获天下，如果滥杀无辜，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城，这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大王还记得曹彬取南唐‘市不易肆’的故事吗？我们千万不可嗜杀呀！”忽必烈感激地说：“我一定遵守自己的诺言。”于是，他们用帛作旗帜，上写止杀的命令，到处宣传、布告全城。大理由此免遭屠城之祸。忽必烈的军队由此改变了过去倾城屠杀的野蛮做法。攻下大理后，留下部分军队戍守，忽必烈班师回到了蒙古。
1259年七月，蒙哥汗在攻打南宋的合州钓鱼城时，中炮重伤，后死于营中。死讯传出后，忽必烈接受汉族士大夫的建议，一面迎接蒙哥的灵车，一面与南宋签订密约，并抢先于1260年三月自立为大汗，定都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以后他又依靠汉族官吏的支持，战胜了阿里不哥。
忽必烈是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决心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汉法”来改造蒙古国家。在经济上，他“以农桑为急务”，1261年设立了劝农司，任命姚枢为大司农（掌管农桑水利的高官）；1262年，为了整治水利，他请大臣们引荐各种懂得水利的人才。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
郭守敬从小喜好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也受到了祖父的深刻影响。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精于数学、天文和水利知识，刘秉忠是他祖父的好朋友。大约在郭守敬十几岁的时候，刘秉忠在武安县紫金山与老友张文谦等人在一起读书，郭荣就把郭守敬送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学习。这次学习使郭守敬在天文、数学方面受益不浅。对郭守敬成才影响最大的是刘秉忠。同学中还有一个比他小四、五岁的王恂。郭守敬三十二岁那年，被忽必烈任用来管理水利事业。
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多伦附近）接见了郭守敬。他向郭守敬询问了有关水利方面的问题。郭守敬根据所学知识和实测情况，立即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建议修复从中都（北京）到通州的漕运河道；其中的三条是有关城市用水、灌溉渠道和地方水利建设的意见；最后两条是关干中原地带水源的合理利用和黄河北渠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利农业的发展，也是切实可行的。忽必烈很赏识。于是，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管理各地治河工程的官），具体负责水利建设。第二年又升为银符副河渠使，以后又擢升至都水监（管理治河等事务的官）、工部郎中（掌管工部事务的官），主管水利事务。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到西夏视察水利设施。以后在他主持下，宁夏地区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余条河渠得以修复，九万多顷田地重新得到灌溉，为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276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生前的建议，派刘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修订历法。在召见郭守敬时，忽必烈对他说：“修改旧历是刘秉忠的心愿，在他临终时仍没忘记此事。你是他的学生，理应担此重任，完成这一使命。”郭守敬说：“我当呕心沥血，不辞劳苦编制新历。但是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验，而测验的关键是仪器。”忽必烈命张文谦等人协助制造仪器，并派了十四名监候官到全国各地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观测工作。这时，郭守敬还亲自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