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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政治、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抱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
用这种方式作弊的代价就是，每到学期末都要向家里多要一百块钱生活费，好给手机充值，不过这项花费还是值得的，因为补考报名费和上补考班的开销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本科生，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经过大学这几年的锻炼，我们都有了经济头脑，所以很多人尽管没学过经济管理，毕业后还是在公司里管起了账。
不光要给手机充好值，还得多准备几块电池，一次为了一道冗长的编程题我把手机打没电了，多亏旁边同学的手机和我的一个型号，趁他向另一侧同学的试卷张望的时候，我把他的电池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将没电的电池安在他的手机上，然后放回原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脑袋一直盯着另一侧看，估计正在抄大题。
学校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试期间在各个险要路口张贴海报，倡导“严肃整顿考风考纪，彻底清除考试作弊之风”，每当看到这条标语，再次作弊的时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碍，无法施展全身解数，分数随之下跌。为了下次作弊能问心无愧，全力以赴，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夜晚，我和杨阳把全校每条标语中的“作弊”两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学生无不人人称赞。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窃听器，可惜我们毕业了，如果搞来一个放在老师办公室，就能知道他们开会讨论出什么题了，可以信心十足、满腹答案地走进考场，手机费省下来够喝一顿大酒了。听说近来还出现了黄豆大小的耳机，可以放到耳朵眼儿里，老师根本看不出来，总不能进考场前把每个学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发现了，学生也可以解释说：不过是一块耳屎而已。
但是以上诸多作弊方式的成功，无不和监考老师的漫不经心有关，如果考研的监考老师也这么不上心，倒还好办，可万一认真起来，那就完蛋了。
我又给张超凡打电话，问他当初考研是什么情景。
张超凡接通电话：“想通了，打算买几盒？”以为我要买他的产品。
“通了，一盒也不买。”我说。
“那给我打电话干吗，没事儿挂了，我忙着呢。”张超凡的语气俨然一个日里万机的老板。
“打听个事儿，你考研的时候，几个老师监考，管得严不？”我说。
“干什么，又想作弊，你怎么就不学好呢，狗改不了吃屎。”张超凡说。
“你怎么恶语伤人，我这是狗改不了吃食。”我纠正道。
“你费那劲干吗，吃了我们的产品，绝对让你思维闪烁，智慧放光，根本不用作弊，能比作弊考得分还高。”张超凡仍不忘推销。
“我才不想考那么高，该让人怀疑我吃兴奋剂了，万一尿检查出来，多丢人，我可没有
约翰逊脸皮厚。”我说，“我就是好久没作弊了，手有点儿痒，想重操旧业，看看是否还手熟尔。”
“考研不像大学考试那么容易得手，三个老师监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一个来回溜达，除非你有《骇客帝国》里的那两下。”张超凡说。
我说：“要不你也报个名，我替你交报名费，你考完以后把答案发给我。”
张超凡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现在考场都安装了通讯工具监测器，你要是开着手机BP机，甭管作没作弊，查出来就取消考试资格，听说弄不好还得判刑，为上个学坐几年牢，不值。”
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我用的手机是诺基亚6108，有字典功能，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英语考试上派上用场，现在也无用武之地了。
看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第二章
16
复习的某一天，乔巧打来电话。
我手机上显示的是十一位阿拉伯数字，她电话没有被我存进手机。
我存的都是经常联系的朋友或同学的电话，很多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的号码，被我记在一个本上，这个本子对我并不重要，即使丢失，也无关痛痒，因为上面记录的电话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用到，乔巧的电话就在其中。我这时并没有和她成为朋友的愿望，仅仅把她看作是生活中诸多擦肩而过的路人之一，没想到她把我认真对待了。
乔巧在电话里问我：“生活的出路找到了吗？”
我说：“找到了，不知道是否平坦。”
乔巧问：“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说：“考研，目前惟一的出路。”
乔巧说：“任重道远啊。”
我说：“我已经做好了铲妖除怪、披荆斩棘的准备，这几天我一直在和英语单词做斗争，可惜收获寥寥。现在正练听力呢。”
乔巧说：“你确信能通过初试吗，第一次看见对自己如此有信心的人，革命斗争忌讳的就是盲目乐观。”
我说：“我悲观还来不及呢，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这不练习听力嘛。”
乔巧说：“英语初试不考听力你不知道？”
我说：“啊？！还不考什么，赶紧跟我说说，作文还考吗？”
乔巧说：“都考，就是取消了听力，又加了一篇作文和完形填句。”
我说：“幸亏现在提醒我了，要是考试前一天才知道这个事儿，我非哭不可，差点儿南辕北辙。”
乔巧说：“有没有想过复习的捷径？”
我说：“考虑过，但是考场制度严格，作弊无从下手。”
乔巧说：“这是什么思维，不作弊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说：“难道你认识出题的老师？”
乔巧说：“为什么你总往不劳而获的方面想。”
我说：“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乔巧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你得靠自己的努力。”
我说：“还以为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说了等于没说，这个道理我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就懂。”
乔巧说：“可是不能做无用功，劲儿得用对地方，阿基米得为什么说他能撬起地球，就是因为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使劲。”然后喘了口气说，“像你这样在家闭门造车不管用，学校有个考研辅导班，都是名师讲课，针对性强，告诉你什么是重点，什么可以不用看，我已经报名了。”
我说：“我不用他告诉，我把大纲里要求的都看了，非重点也当重点对待，不信考不过。”我一直都认为开办那些辅导班的惟一目的就是挣钱，至于对考研究竟有多大帮助，另当别论。
乔巧说：“你有病啊，能省事儿干吗不省，省下时间和精力干什么不好。”
我说：“我精力旺盛，浪费还浪费不过来呢。”
乔巧说：“那我不管你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我说：“多谢关心，你我都准备考研，时间挺紧的，没事儿就别打电话了……”还没说完，那边就挂了。
不知道是她手机没电了，还是生气了。不愿意理我更好，我正不想被人干扰，对不熟悉的人和没有感情或友谊基础的人一概敬而远之。以前总以为人认识得越多越好，朋友越多越牛逼，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结识的大部分人并不能当作朋友，只是杂人，这样的人认识太多是浪费生命。我现在的人生观是：一个星期多看一本书，比多见一个陌生人对自己更有益。
对于乔巧，我的态度是：到此为止，不必深交。出于她相貌尚好的考虑，即使浪费一点点时间和生命也无妨，所以下次再打电话或见面的话，聊上几句并不为过，如果没有这一点考虑，我可以索性把她忘掉。
我按自己习惯的方式，一直在家复习。直到有一天看到《北京晚报》，上面说考研大军正全力以赴进入备战阶段，许多外地考生已经进驻北京，参加各种辅导班，斗志昂扬，磨刀霍霍，势在必得。
看完吓一大跳，我最怕这样的人了，干点儿什么事儿都跟玩命似的，我喜欢顺其自然。但既然对手都这样，我也不能无所谓了，得有所行动。
该买的书差不多齐了，就差参加辅导班了。这些班对考生是否有帮助，不好说。有人没上就考上了，有人上三种班也考不上。它的作用并不直接在知识的掌握上，而更多在心理上，就像伟哥之于男人———我始终认为这种药是作用在心理而不是生理上，如果把巧克力豆当伟哥吃下去了，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参加辅导班，就会缺乏信心，好比一个知道自己有问题的阳痿患者，越想着自己不行，就越是不行。而如果上全了所有辅导班，不能说你是实力最强的，但至少是最自信的。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上，就为了给自己个交代，落榜无憾。
为了不成为考研成功率的分母，我给乔巧打了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7
我和乔巧报名上了考研班。
在考研班里，有个老师小有名气，在诸多辅导班招揽生意的海报上都能看到他的名字，号称押题命中率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