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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势必使历史题材的创作与研究这一艺术大流滞潴在一条狭窄的渠道中。而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就突破了这一“正宗”历史文学观念的规范。他充分调动起艺术虚构这一特殊的功能，善于捕捉形象思维中的诸种幻想，以浓郁的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较真切地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区，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社会风貌，以及彼时彼地的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思考。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没有多少史实的依据。然而，作者在落笔之前，却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典籍。这说明作者较好地理解了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内涵，认识到历史作品可以不直接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史料，但这并不等于就是凭空杜撰或随意编造，而是要在更宏阔更深远的视角上，把握历史总体的精神。《括苍山恩仇记》虽没有具备这种意义上的恢宏和深邃，但是，它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可贵的，因为作品既超越了那种界定的“实虚配方”说，凭借自身对历史的主观感受铺陈开去，同时又附就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模态和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定势。在主人公刘保安、吴本良、吴立本等几位起义领袖身上，较准确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种种心态。此外，也许作者是别具匠心地追求一种象征意义，他把这一系列事件的地理方位设置在恶溪的发源地壶镇。进而，通过这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一般性故事，使人看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壸奥。这场干戈的由来应当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逃亡将军刘保安说起。按说，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多教训，应足以唤起它的遗将们些许的理性意识。然而，刘保安虽刚性热肠，却缺乏清醒、冷峻直面人生的识见。他不顾吴石宕父老的劝说，为“确保平安无事”，不得不在林家大户面前认下服低，去当林家武学馆的一名教师。作品竭力誉美刘保安的为人、道德。我们也经常为这位屈己利人、侠心义胆的悲剧英雄而慨叹不已。我们同情他自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举步维艰无立足之地的际遇，也钦敬他身陷逆境仍葆有洞明时政的睿智和深感生灵涂炭的忧患意识。但更惋惜在就教于林家武学馆的问题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再一次暴露出一般农民起义英雄短视轻信的共性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 “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林炳这只狼”，“到头来倒叫这只白眼狼把自己一口吃掉”了。他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平安无事”，而且给壶镇，特别是吴石宕的石匠们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些生活在浙南山村的石匠们，确实在刘保安的点拨下，增强了被欺凌压榨的自觉意识和受屈辱感，产生了某些抗争精神。最后，他们毕竟为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战了。但是，由于他们文化心理的局限性，在选择这条反抗之路的时候，曾有过多少次灵魂和肉体的搏战！在他们身上，义勇刚烈伴随着犹疑多虑；热心正直伴随着狭隘卑琐；个人的屈辱感伴随着集体无意识的狂乱。作品把这些瑕与瑜同时表现在吴本良的身上。这位山野中长大的石匠后代，善良，义勇，理应具备一种落拓不羁的性格。然而，历史和生活加在他心灵上的负荷却是那样沉重，他的一切思考和举动都深沉地昭示着这一点。为了与林炳争武秀才，他一片痴心奔走改籍。如果没有刘保安痛说世情，告诉他“这个世道，只要他做了官，不是变豺狼虎豹去吃人，就是被豺狼虎豹撕碎吃掉”，他是不会甘休的。他明知刘教师是被林炳所害，却在林炳面前表现得“忠厚老实，善良可欺”。当被林炳欺压得无路可走，与众兄弟在林家大院酿成大祸之后，吴石宕的一些弟兄提出要么逃走，要么造反。在举棋不定之际，吴本良却认为“眼下还没有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只要不出事端”、“有个太平日子”就满足了。对于官府，他还抱着能够按照《大清津》“实断实决”的奢望。他主动投案的结果，不仅自己受尽酷刑，而且连累了吴石宕的兄弟们，因救他出狱，这些赤心热肠的人们进行了多少次惨烈的格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竟成为雷家寨、吴石宕人们的衷心拥戴者。后来发生的那场抗暴起义的领导责任居然落在他的肩上，这自然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更惨烈的悲剧的发生。
分析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进行一般性的批判。因为这种人物的出现，这场事件的发生，我们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个人的过失或偶然性的历史误会。作者满溢着同情和沉重感的描写，使人们看到人物身上的性格弱点，不应当完全由他们自身承担责任，因为这是传统文化中某些劣根性对他们的造就。壶镇，在这意味着一种封闭形式的小国寡民式的生活中，不可能产生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在这块土壤上，他们承袭了淳朴、善良的民族传统美德。可惜，历史和命运对这些“好人”并不宽厚，它并不想给予他们更多的做人的力量和智慧。因而，这些人的善良和淳朴只能带给自己同类一点点毫无实际作用的精神慰藉。当面对着强权威势的时候，这种性格特点却变成了受骗时的虔诚和受辱后的健忘了。尽管后来在吴石宕和雷家寨的人们揭竿起义的时候，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喊出要拥戴一位“不想作皇帝的人”为领袖。但是，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位首领刚刚举旗造反时就明确地提出，未来的拼杀鏖战就是为他一个人要做皇帝。即使他真的不想做皇帝，在那样一个族文化背景下，也不可能彻底改变他的拥戴者的命运。作者通过刘保义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已经明晰地阐述了这一点。笔者只读到《括苍山恩仇记》的第三本，但吴石宕人的结局已见端倪。这场起义的首领之一吴立本的“老主意”已经展示出这一点。吴立本确实是“不想做官当皇帝”的，然而，他也并不想“一条道儿走到黑”。他以为“只要把林炳斗倒，把金太爷撵走，仇人和赃官都没有了，天下自然太平，造反也就到头了”。正是由于作者深切地感应了历史的风雨，对历次农民起义有着一种趋于理性的认识，才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文化的观照。在歌颂这场抗暴起义的同时，损害了山民们精神上的负累和心理上的障碍，进而引领人们从宏观的角度窥探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看得出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作者的理性意识世界中并不清晰。但是，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和体味，驱使他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注进了这种鲜活的生命汁液。从某个角度说，这就是我们或许也是作者所理解的历史真实。毋庸置疑，历史作品的真实性确实要建立在对史料典籍的大量把握上。也许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小说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史学家把握历史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当代意识的发展，使历史不再以编年史的面目而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光彩。史学家的任务也不仅是对过去的复述，而是要使过去“复活”（《人论》）。历史学是能动的科学，它本身也是把一些零乱的碎片重新熔合，浇铸成新生命样态。在此之中，我们如果探究一些它的思维程序，就会发展在给定事实的基础上，史学家也发挥了创造性的想象，才得以建构出这幅特殊的科学的图画。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历史文学的真实性，就不会把这个问题限制在过分狭隘的层次上。把文学真实性定义为与史实相一致，这种解答不仅不令人满意，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的真实应当包含着理解的真实。因为当我们说到史实时，我们已不可能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了。我们直接感觉的材料已经经过前人思考的过滤。所以尊重史实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把握，也在于对前人判断力的分析。艺术中的真实性，更是有着不同层次的内涵。无论人们怎样自诩为尊重史实，他笔下的事件与人物也早已剔除了与他的审美需求所不相干的诸种因素。他心目中的过去，无疑是在人们今天的审美理想观照下重建的过去。长期以来，对史实和虚构如何配方，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争论，对于创作本身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那种把自己定为一尊，希望这个领域的创作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演绎的“文霸”习气，是理论上一种可怕的自我倒退现象。在创作问题上，即使是托尔斯泰、曹雪芹再世，也无法按照他们的模式进行硬性统一的规定，还是要尊重作家本身在艺术上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就基本上尊重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肯定了作者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超越，并不是说《括苍山恩仇记》在诸方面都应当受到肯定。它的弱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作者的创作观念还需要更新突破。这种弱点突出地表现在前两部对人物的审美评价中。作品前两部成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们体味作者当时的创作心态。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内心沉积的苦痛注入到了人物的身上。可惜在这方面他太“入境”了，却缺少了理性的思索。因而，对刘保安、吴本良等正面人物身上的弱点表现不足，寄予的同情太多。对这些人物的审美评判并没有超越人物本身的思想境界，这就使作品缺乏当代意识，也落入了一般写农民起义作品单一模式的窠臼。
再有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缺乏厚度。特别是对刘保安、吴本良等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性格的多面性，表现得不够充分。历史人物的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心理构成。历史的客观事实中的诸种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影响着、作用着人本身，并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在个体的反映机构中保存下来，固定下来，构成历史人物一定的态度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当时战事频仍，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世相，足以使人们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的性格内涵。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林炳这个人物写得比较好。虽然他的性格基调是以恶为主的，但作品并没有一箭及的，而是开始写他并不能体察金太爷的好色之心，以此来表现他当时还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财主少爷。进而，步步深入，又写出他进了县城后对官场、风月场由适应到登峰造极、坏事作尽。这就使读者看到这个人物的性格在发展，有一种“动”感。长篇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争取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作品在行文上受一些武侠小说的影响，显得平铺直叙、节奏较慢，文字上也有些不够精粹。作者如果能注意到这些问题，则会使作品更增光彩。
──1990年1月
按：李树声同志，是《中国艺术报》的总编辑。《括苍山恩仇记》出版第一二两冊的时候，她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第三本出版以后，又写了这篇评论文字。
附录七
《括苍山恩仇记》简介
方知
《括苍山恩仇记》（长篇历史小说），1983年7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共5 集 150 万字。这部章回体的长篇历史小说，以瓯江上游好溪（即恶溪）的发源地壶镇为背景，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区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社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