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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坚，还在外院进修英语吗？”东华的姐姐安华边问边递给我一个削好的苹果。安华是我在公安局的同事，我在刑警队，她在秘书处，因我几次破案有功，受到局长嘉奖，因而对我印象极佳，就把二妹东华介绍给我。
“是啊，快结业了。”我边吃边答，“在外院进修跟自己闭门思过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口语和听力，都着实长进不小，将来涉外案子多了，我这块料兴许还能派上用场”。
“那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了，”东华的妹妹丽华插了进来，她们姐妹三个当中，属丽华最开朗，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阳光女孩儿。
“姐夫，人家学英文都是为了考托福出国，你的想法也太落伍了吧，在国内有什么混头。”小姨子说话历来心直口快。
“别瞎扯！”岳母从厨房走出来，打断正在兴头上的丽华。
“都三十多了，还折腾什么？在公安局干得好好的，也当上科长了，再熬几年提个处长不就行了，你爸爸干了一辈子不才熬个处长，别不知足，看人家出国眼热，你出去，指不定是祸是福呢，稳稳当当过日子比什么不好？”
丽华刚要还嘴，被大姐使个眼色阻止，安华顺着母亲的话说道：“李搏当处长是有希望的，学历、能力都摆在那，”她顿了顿，冲我一笑，“不过，你得再拿一个学分才行”。
“什么学分？”我不解地问，刑侦专业本科、英语进修大专，够用了吧。
妻子东华看我不点不亮的样子，便一语道破天机：“关系学呗，关系学懂不懂，别老干你玩命别人领赏的事。”
出国的话题转到关系学上，争执也就没有了，谁都知道，这门课我一向不及格。
小姨子一句话，改变了我们一家三口的人生。
一年来，我把精力全放在英语上了，考托福、联系大学，婚后的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了。跟我前后脚结婚的同事，都在装点自己的安乐窝，我们婚后添置的惟一用品，就是那台能收短波的半导体，为听英语900句才买的。同事们来串门，望着我们家徒四壁的斗室，不知我们两口子在忙什么，把一个家搞得如此狼狈。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但这究竟是为什么却从未仔细想过，也没有时间去想。此时此刻，我坐在这架载着我跃出国门，飞向大洋彼岸的飞机上，才想起了这个为什么。这一年来，真像参加了一场马拉松长跑，东华就是我的助跑者，在一旁引着我、鼓励着我，一样的紧张，一样的辛苦。快到终点时，她又尽全力推了我一把，我飞起来了，她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留在我起飞的地方。
我会从此失去她吗？随着这一闪念掠过，我不觉心头一紧。不，绝不能。刚才与东华在候机楼分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里，八十年代还不时兴拥抱，但我俩却情不自禁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吻别，我俩都哭了。石姗站在一旁，怔怔地抬头望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爸爸妈妈。那时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还很少，就连拼了命要去美国的我，也不知道等在我面前的是什么。
第1章 跨出国门离妻别女，远渡重洋（2）
我头也不回地朝候机口走去，我没有勇气再回头看她们。被隔在国际出境线另一边的人们，正朝我们这边挥手，还踮起脚尖翘首眺望。我想起文革时人们在火车站送知青奔赴农村边疆的情景，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响起，列车缓缓地驶动，车上车下顿时哭成一团，一幅生离死别的惨相。那是土插队，背井离乡，我现在是洋插队，远渡重洋。这是我一年来冲刺的终点，还是新的起点？哪是我的终点？我不知道。
想到这里，不由得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里面装着用全家仅存的现金兑换的200美元，东华把钱缝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她们娘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不敢再往下想，我要想的是如何用这200美金在美国站稳脚跟。
二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和中途转机，对于第一次坐飞机的我来说，晕机成了我跨出国门后所面临的第一个考验。飞机一过上海，我就开始呕吐，到了夏威夷，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也不敢吃东西，怎么吃的还怎么吐出来。原本强壮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十分虚弱，两只脚就像走在沙丘上，一步一陷的，出国前满脑子到美国如何打拼的蓝图此刻只剩下两个字：“回家！”
美丽的夏威夷并没有唤起我对美国的好感。一踏上美国土地，我立刻被一股气味顶住了，咖啡味，地毯味，香水味，加上各色人种的人味，混在一起，成了一股令我无法接受的美国味，挥不去，赶不开，熏得我头昏脑胀。气味不对，颜色也不对，商店五颜六色，人也五颜六色，晃得我眼花缭乱。我这根生长在泥土上的小草，现在被拔起来，插在黄油上，立刻就窒息了。可我却不能诅咒那拔我起来的人，因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我坐在椅子上，等着接受移民局官员的盘问，我真想回到二十四小时以前，回到那能让我呼吸的黄土地上。一想到了华盛顿，打工留学还不知要受多少罪，本来紧张的心情反倒轻松，踏实了，最好说我有移民倾向，把我原机送回，读哪门子学位，连学校大门还没看见就快吐血了，像被活剥了一层皮，这份洋罪还真不好受啊。
胃里又是一阵波涛汹涌，我歪歪斜斜地冲进卫生间狂吐起来，连胆汁都吐干净了。我漱了漱口，洗了把脸，觉得稍微轻松了一些。
我最后一个办完入境手续，尽管移民官把我问了个底儿掉，还是签字放行了。我不知是喜是忧，看来这洋罪还得继续受下去。一抬头，从北京一块登机的几个中国人都在等我，见我出来，一齐朝我招手，我觉得心头一热，几步跑过去，就像见到了亲人，感到鼻子酸酸的，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旅伴们想利用等待转机的时间欣赏夏威夷的美丽热带风光，我自知体力不支，便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还得八九个小时才到华盛顿呢。沙发正对着大厅门口，一阵阵带着咸味的海风吹进来，扑入我的鼻腔。我深吸了一口气，感到异常清爽，翻腾躁动的肠胃也渐渐平静下来。我睁开双眼，看见门外一株株高大的椰子树，白色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随着阵阵沁人肺腹的海风，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十八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到海南岛驻军某部特务连当了一名侦察兵。人称海南岛是东方夏威夷，那婆裟摇曳的椰林，细白如银的珊瑚沙滩，还有四季常青的热带风光，和我眼前这番景象毫无二致。四年军旅生活，每天摸爬滚打，真枪实弹，练就了一身真功夫，成了大比武的军事尖子。当时还不知道，这身功夫多年后竟成了到美国打拼的本钱。
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
人流顺着宽敞的通道向主候机楼涌动着，身着各种服饰，肤色各异的人们，与自己人讲着各自的母语，一旦与外人交谈就换成英语。人们急匆匆地走着，奔向行李出口、出租车或者在寻找前来迎接的亲友。
我迈着疲惫的双腿，强撑着昏沉沉的头，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脸，但肯定是苍白的。
“石子坚，石子坚！”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顿时眼睛一亮，“吴新玉！”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木板，我紧走几步，一把握住他的双手。
吴新玉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我进了公安局，他到司法局当了律师，那时还没有私人律师，他也算政法干部编制。他两年前来美，现正在法学院读法律，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当时他出国时，因为路子没打通，六个多月愣没办下来护照，还是我给他走了个后门，他才如愿以偿。
寒暄了几句之后，吴新玉指着身边站着的白人姑娘用英文向我介绍：“这是我女朋友文迪。”
我只从照片上见过文迪，没想到她也一块来机场接我。虽然学了好几年英语，还真没直接跟美国人对过话，看着文迪笑眯眯地等我开口，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连很高兴见到你也不会说了，满脑子都在想，吴新玉啊吴新玉，你小子艳福不浅啊，泡上洋妞儿了。
文迪见我站在那愣神，便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还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我说了句：“你好吗？”落落大方，毫不拘束。我暗暗埋怨自己，怎么上不了台面呢。
文迪是吴新玉在法学院的同学，她大学毕业后，为了弥补过分优越的生活条件所带来的阅历不足，曾主动到南美洲贫穷国家去做义工，有点像我们当年主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迪后来成了华盛顿大名鼎鼎的律师。
文迪驾驶着父母送给她的浅蓝色宝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再因晕车重受二茬儿罪，她一会儿让我看湖边的野鹅，一会儿又让我看远处的树林。我也觉得精神多了，支起耳朵仔细听文迪嘴里蹦出来的每个英文单词儿，竟然都能听懂！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
汽车驶过一个建筑工地，我看到工地上有不少金发碧眼的美国工人，穿着T恤衫、牛仔裤，觉得既新鲜又好笑，在我脑子里，白人都是西装革履，哪有这副打扮的，还干粗活儿。
吴新玉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你忘了已经在美国了，他们看你才是老外呢。”
他又把跟我说的话用英文跟文迪学了一遍，然后两人便叽哩咕噜地用英文聊了起来，有说有笑的。真见鬼，刚才耳朵还挺作劲的，这会儿怎么又不好使了呢，听得我一头雾水，根本插不上嘴。我心里又毛了，这要是上课，能听得懂吗？
我真成了老外了，在夏威夷入关时，那股美国味弄得我对美国印象就不好，真想打道回府。这会儿又大眼瞪小眼地听人家用英语对话，除了几个英文单词儿，根本听不懂上下文。这美国怎么看哪都陌生，瞅哪哪别扭呢。眼前这条公路通向何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把我安顿好后就算尽了地主之谊，也还了我当初帮他办护照的人情。我能有他们送一程已经很不错了，好多留学生下了飞机还不是自己摸到学校的，哪有人送啊。以后的路要靠自己了，就算没有路也得踩出一条路来。
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在国内时，总抱怨领导管得太多，问得太细，现在可好，既没人管也无人问，一切好自为之，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随着风飘。我们远渡重洋来求学，学校怎么连接送都不管，光来个通知，告诉你何时何地到校报到，总得有个人组织组织啊。看来出国前做的那些思想准备都没用了，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码子事，没有组织让你依，也没有人让你靠，就跟国际歌里唱的一样，“全靠我们自己”。你不能自力更生，就别想在美国立足。
在美国定居多年之后，时常回想刚到美国时的感受，那真是心里没底啊。这怎么办，那怎么办，根本没人帮你。等你弄明白了，闯过来了，也没功夫帮助那些步你后尘的人，因为你又要面临新的问题，克服新的麻烦。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滑、三步一摔跤地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硕士学位，还当上了令美国人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