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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拆解车间建成后，林振华把李惠请到工作现场，让她评估一下污染问题。李惠拿着几台仪器测了半天，最终给出了一个结论：污染严重，不能投产。
电路板的拆解流程，是先用酸性溶液对废旧电路板进行清洗，洗掉上面的污垢。然后用电烙铁除掉元件上粘的焊锡，使元件与电路板分离。随后，生产线上的工人将用镊子把元件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分门别类地装进托盘里。
在拆解工作完成后，后面还需要有人对这些拆解下来的元件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是否损坏。所有测试合格的元件，就可以重新用于生产电子器材了。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电子垃圾数量众多，回收这些电子垃圾不但不用花钱，甚至还可以收取一笔垃圾处理费。而拆解这些电子垃圾所得到的元件又有很高的价值，所以这项业务可谓是一本万利。
在当时，国产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不过关，一些高端元器件更是无法实现自给。通过拆解国外的废旧电路板，能够得到大量优质和稀缺的元器件，其意义更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衡量的。
然而，拆解电路板所产生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焊接过程中使用的焊锡和助焊剂都有一定的毒性，在拆解过程中，这些有毒物质受热蒸发，会对操作工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在那个年代里，能够认识到这种环境危害的人并不多，但林振华以及他手下的那一群海归们是有这种意识的。在林振华提出建设电路板拆解车间之后，项哲非常严肃地与他谈了一次，核心内容就是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如何保护职工的权益。项哲把这件事上升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让林振华无法回避。
为了消除车间里的污染，林振华投入了几十万元，在车间里加装了空气过滤、除尘等设备，已经把污染降到很低的水平了。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低水平，在李惠的眼里，也仍然是带毒作业，是不可容忍的。
“李姐，你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一点？”林振华问道。其实，按李惠的年龄，林振华应当叫李惠为阿姨才对的。
“小林，你知不知道，这种电路板拆解的项目，发达国家是根本不允许开展的。”李惠说道。她看过的外文期刊不少，对于国际卫生标准了解很多。
林振华连连点头：“我当然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废旧电路板流到我们这里来，李姐，你可不知道，这些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是宝贝啊。”
“宝贝又怎么啦？人的生命健康难道还比不上这些元件的价值吗？”李惠瞪着眼睛训斥道。
林振华道：“我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投入了重金进行治理。你看，流水线上方有专门的通风设备，把加热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吸走，送到处理装置里去进行净化。现在我们这个车间的污染水平，在国内其他同类车间里，绝对是最低的。”
“这一点我承认。”李惠道，“但即使是这样，我刚才测过，你这个车间里空气中镉、铅、砷等元素的深度还是超出标准十几倍了，工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会导致慢性中毒的。”
“那怎么办？”林振华问道。
李惠看看车间的设备，叹了口气道：“小林，你们已经搞起了这么大的摊子，现在我让你们把这个项目下马，恐怕你们也无法接受吧？我真想不通，这种在西方国家已经被淘汰的产业，我们中国的企业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呢？”
林振华道：“很简单，这是因为咱们国家穷啊。”
“再穷，人命的价值是一样的。”李惠说道。
林振华摇摇头道：“李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医院里工作，有没有遇到过因为缺钱而放弃治疗的病人？”
李惠愣了一下，沉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有的，有些病人，如果能够使用一些高档药品，就能够救过来。可是，他们用不起这样的药品，我们就只能看着他们死掉了。有些时候，我们医生恨不得自己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可是，这样的病人很多，靠我们医生义务捐助，也帮不了几个人的。”
林振华道：“这就对了，如果我给你1万元，让你去购买这些高价药品，你就可以挽救一个甚至于好几个病人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就是一万元，甚至是几千元。李姐，你说对不对？”
李惠沉默了，作为一个医生，她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她从来没有想过人命其实是有价钱的。她不得不承认，林振华说的话听起来残酷，但却是实情。她曾经许多次地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名病人因为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而被迫放弃治疗。
国营单位上的职工虽然有公费医疗或者劳保医疗，但高价药品是不能报销的。有时候，用几毛钱一支的普通抗生素无法医治的疾病，换一支几十元的进口抗生素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又有多少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这种进口药品呢？
谁说生命是无价的，因为缺少几百元或者几千元，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会消失，这就是生命的价格。
“小林，你说得对。我在非洲呆过，在那里，一支青霉素就能够救一条命。可是，那里的人们却穷得根本买不起一支青霉素。那里的人，能够活到30岁就非常不容易了，原因就是医疗条件太差了。”李惠说道。
林振华道：“李姐，你现在明白了吧，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让百姓健康，就必须挣钱，而挣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污染，又会损害百姓的健康。这就是一个矛盾。”
“可是，不污染也同样可以发展经济啊，你看人家西方国家。”李惠反驳道。
林振华道：“我们没有他们的技术。如果有那种又清洁、附加值又高的产业，西方国家肯定会攥在自己手上的，以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竞争不过他们。作为后起国家，我们只能选择这种又脏、又累的产业。”
关于发展经济与避免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世曾有过大量的讨论。站着说话不腰疼者认为，宁可不发展，也不能有污染，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对于这样的观点，林振华是不能接受的。非洲倒是没有污染了，但非洲人民的生活很幸福吗？GDP崇拜固然不对，但没有GDP，你拿什么去改善人民的生活，拿什么去提高人民的福利？
即便是西方国家，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够过上如此舒服的生活的，他们今天的富裕，也是建立在昨天的艰辛之上的。伦敦也曾经是雾都，芝加哥、伯明翰这些老牌工业基地，曾经都是烟囱林立，烟尘蔽日的人间地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规避的代价。
“照你这么说，我们就永远都得做这种又脏又累的工作了？”李惠问道。
林振华道：“放心吧，李姐，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我向你保证，最多20年时间，我们就能够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也可以把防治污染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上，有污染的产业坚决不做。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忍受这一切。”
李惠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小林，我发现你永远都有一套说法。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还是不能允许你让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工作。”
林振华苦着脸问道：“李姐，我说了半天，全白说了？”
李惠想了想，说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提两个要求，如果这两个要求你能够做到，我想对于这个车间里的工人受到的损害将可以降到最低。”
“没问题，别说两个要求，100个要求都可以。”林振华信誓旦旦地说道。
李惠道：“第一个要求，所有的工人工作期间必须戴专门的口罩，口罩的夹层中要有活性炭，用于吸附空气中的有毒物质。”
“完全可以。”林振华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去采购一批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倒没必要。”李惠笑了起来，眉毛弯成了一道好看的弧形。她对于林振华总的来说还是挺满意的，汉华重工的劳动保护在浔阳市的各家企业里做得是最好的，林振华身为常务副总，还亲自站在这里和她商量劳动保护问题，这就非常难得了。
“第二，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严格限制。每班工人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
林振华点点头：“这个也没问题，我让他们上半段在这个车间工作，下半段换一个工种就是了。”
“第三……”李惠继续说道。
“李姐，不是说只有两个条件吗？”林振华笑着问道。
李惠道：“这个不算条件，只是一个建议。你们应当把这个车间的工作定为有毒作业，要给工人发健康津贴。此外，建议在这个车间工作的工人，要经常吃猪血、绿豆等，这些都是有助于排毒的。还有，每隔三个月，你要让他们接受全面的体检，如果发现有中毒征兆，就不能继续工作了。”
“好，我全盘接受。”林振华欣然应道。
278 有声有色
278 有声有色
进入1986年的夏天，何海峰预言的经济硬着陆终于发生了。
当年的中国，处于一个新旧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地方的管辖权，允许地方拥有投资、外贸、劳动用工等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尚未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主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其缺乏预算约束，不管花多少钱，最终都是要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
有投资权利而且没有预算上的约束，从经济理论上说，地方的投资将趋于无穷大。在1985年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各地政府竞相上马各种项目，在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缺钱”这样的概念。银行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它们不敢违逆地方官的指令，因此不惜以透支的方式不断地向地方政府发放贷款，导致投资规模远远超出了经济可承受的范围。
何海峰曾向林振华说起过，一部分学者提出了软着陆的设想，希望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各地方政府能够主动地压缩基建规模，使经济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这种设想仅仅是一种空想而已，没有一个地方的政府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大家都希望别人压缩，这样自己就能够从压缩中受益。当所有的人都这样思考问题时，经济学中著名的囚徒悖论就出现了，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热度持续上升，直至崩溃。
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很简单的，那就是资源的约束。预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趋向无穷，但这些预算最终必须变成建设所需要的钢材、水泥。当这些物资无法保障的时候，庞大的基建就不得不停止了。在这个时候，市场上物价飞涨，外汇严重短缺，一些企业由于缺乏原材料而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困顿之中。
在其他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汉华重工几乎是一枝独秀般地表现出了勃勃生机。
汉华家居公司以运动型自行车为主打，继续保持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热销态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