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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韩遂等人被扣押在了并州，曹操和段向雒阳发去了报告，请求天子对这些人做出处置，由于两人并没有发加急驿件，这一道报告文书，一直到半个多月后才到了刘宏手上。
对于檀石槐的请求，刘宏自然不会答应，和草原进行贸易，以削弱其战争潜力，若是放在草原没有一个强大领袖的时候，自然可行，但是以目前这种情况，恐怕还未等经济战起作用的时候，从贸易中得到好处的鲜卑人就会给他和帝国造成大麻烦，所以在檀石槐和鲜卑人被彻底打败前，他是不会和草原进行任何贸易的，他要做的就是趁着这个小冰河时期，利用天时困死鲜卑人，只要他不答应檀石槐的贸易请求，就算檀石槐不愿和他打消耗战，也只能带着鲜卑骑兵往长城防线上撞，这可是对付鲜卑人最好的办法，他们留在草原不动就是等死，唯一的机会就是杀入长城，靠劫掠物资度过越来越严寒的冬天。
“文先，下令让段就地斩杀鲜卑的使节，悬挂人头于长城，朕要让鲜卑人知道，他们以前杀了朕多少子民，朕就要他们十倍偿还之。”放下手里的报告，刘宏朝一旁的杨彪吩咐道，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嗜杀主义者，只是他极其护短，对于现在身为大汉帝国天子的他来说，他就是大汉帝国六千万子民的君父，鲜卑人在边境杀死的那些汉人都是他的子民，这个仇他一定要替那些死去的百姓报掉，否则的话，他还有何面目当这个天子，他又凭什么让帝国的子民以做一个汉人为荣。
“喏！”杨彪点头低声应道，跟在天子身边久了，他也对天子的脾气有所了解，基本上天子对内宽容，对外狠辣，不过只要那些外族对帝国失去威胁，能够化入帝国中时，天子也会放弃那种狠辣，像幽州的乌丸，并州的南匈奴，凉州的白马氐，月氏胡以及投诚的羌人，天子也把他们当成了帝国的子民，当成了汉人，一视同仁，至于鲜卑人和东羌，要怪就只能怪他们是帝国的敌人，而且以前对帝国犯下过罄竹难书的罪行，既然他们曾经那样做了，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接受天子和帝国的报复。
杨彪起草的诏书很快便发往了并州，韩遂直到临死前，也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大汉历代皇帝，从没有像现在的天子一样残暴，不讲规矩，按照过去的传统，他和那些鲜卑人都是外邦使节，是不该被处死的，所以直到韩遂被斩首的那一刻，他依然在喊叫着，从凉州得以逃脱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窝囊地死去，当他的头颅被挂在外长城的城墙上时，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瞪着前方的草原，似乎在怪着让他来送死的檀石槐一样。
刘宏下令斩杀韩遂等人的举动，再一次引起了争议，对于那些传统的士大夫来说，即使不接受鲜卑人的乞降，也不该杀了他们的使节，认为这有失堂堂天朝上国的气度，对此刘宏却并不以为意，儒家思想里他最不喜欢的便是这些虚名，尤其是对敌人讲这种虚名更是被他认为愚蠢至极。当然刘宏也不会去和这些传统士大夫们去争辩什么，他只是让手下的报纸大幅刊登过去二十年里鲜卑对帝国边境百姓所犯下的暴行，然后公然在代表朝廷的报纸帝国上宣称，他作为大汉帝国的天子，作为六千万百姓的君父，要对鲜卑人施以最严厉的报复，只要边境死一个汉人，他就要十个鲜卑人来抵命。这种**裸的血腥宣言，顿时让整个帝国都陷入了更大的争论中，对此并州，幽州边地曾饱受鲜卑人蹂躏的百姓们欢欣鼓舞，而帝国的军人们则是磨刀霍霍，准备杀入草原，对鲜卑人进行报复，只有那些传统的儒生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天子这样做会让边境永无宁日。
一百二十。新儒学
（下个礼拜，可能要住院也说不定，心情不是太好，希望不会是太大的毛病！）
雒阳太学前的广场上，陈琳作为文渊中的骨干分子领着以青年为主的太学生和一帮儒生彼此对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达的宣称要对鲜卑人进行报复的血腥诏书，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远人来服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帝国强盛时期，朝廷往往会对前来投降的部进行赏赐，免去他们的罪责，而现在天子不但下令斩杀对方前来献降表的使节团，命令边地士卒将其头颅悬挂于长城之上，更是说出了十倍杀之以行报复的暴虐之语，足以让那些传统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学在帝国的思想体系中，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时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为了能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利用大一统和君权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国的政坛，因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统六国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汉，对于孝武皇帝而言，让法家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本治国的黄老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个贵族阶层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终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过儒家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国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对帝国各个阶层施加着影响。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兴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实质上的发展。而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帝国地政治也渐渐走向了伦理道德政治，在皇权强盛的前期，这种政治模式对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可当皇帝孱弱，以后族为代表的豪强集团逐渐把持朝政时，这种伦理道德政治就变成了帝国政治中地病变体，孝桓皇帝时代开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风潮和门生故吏集团便是其引发的后果，伦理道德政治对于人的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后只会导致虚伪矫饰，人情关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过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律法，于是法纪对帝国官僚的约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官僚和权贵者失去约束，普通百姓则苦于酷法，帝国在建宁以前地各种问题，从表象上看是豪强把持皇权和贪官污吏横行，但实质上却是伦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为伦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为道德楷模去统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贤明而且拥有高明的治国手腕，那么伦理道德政治无疑能发挥它的作用，但可惜地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个帝国的至高点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伦理道德政治更多时候都是处于失效状态，而那个时候用以维系帝国运转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现，那么很快帝国就会轰然倒塌，死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即使伦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说再利用安抚百姓，但是民众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失去制约的官僚和权贵侵害到他们的底线时，原本看似温顺。受到传统观念和儒家学说忠孝服从思想熏陶的底层百姓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将帝国拖入毁灭地深渊。
一直以来，刘宏都在淡化帝国地伦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政治应该是高效而讲究实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伦理道德政治注定只能碌碌无为，沦为一块遮羞布，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大，而后每况愈下，便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会渐渐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个王朝之初，除去开国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会强调法纪的作用，但是随着后继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对法纪的重视会慢慢被侵蚀，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本质都是迎合皇权，因此不管是法家地法治还是儒家地民贵君轻，到最后都只是一句空话，当贤明强干的开国君主逝去，之后地王朝皇帝们会破坏先人所定下的规矩，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进行赏罚，帝国的基础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破坏，贪污**的情况一旦开了个头，就很难得到遏制，最终使整个国家像病变演化，逐渐衰弱以至于死亡，而这个时候伦理道德政治往往会被那些利益攫取者当作一块遮羞布来使用，他们既没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也没有确切的才能，他们所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的本事，靠着开国君主和功臣们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苟延残喘。转载 自
历史上所有的中兴之主，几乎都是恢复王朝初始的法纪，约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团，才得以重新振兴王朝，就像现在的帝国，在光武皇帝中兴之初，依靠豪强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对犯罪的大豪强施以制裁，但是随着皇权的巩固以及独裁制度，光武皇帝晚年时豪强势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继任者孝明皇帝延续了他的政策，在这一段时期内，豪强势力被皇权全面压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后，孝章皇帝开始对外戚纵容使得豪强势力反弹，最终在孝和皇帝以后危及了帝国，若不是刘宏上台以后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独裁制度，再次独揽了皇权，恐怕整个帝国将如原先的历史轨迹一样，被农民起义摧毁最后的统治根基，陷入军阀混战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国累积的各种问题。
太学，作为刘宏改造帝国政治的大本营，从建宁以后，由他借鉴后世各种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学便在太学悄然崛起。而这个时候儒家学说的包容性就体现了出来，因为无论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刘宏都可以将它们披上儒家地外衣，孔子本身作为一个坚持周礼的贵族，尊王攘夷，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始终贯彻整个儒学，在他死后，儒家一度有过八个学派，在战国时代，儒家也并非一直都碌碌无为。只是其所坚持地伦理道德思想和对君主过于苛求的道德使得他们没有太大作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统六国以后，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学说。只不过因为在郡县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顶，才导致了儒家被弃用，至于所谓的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帝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而炮制出来，当时始皇帝焚烧的是六国史书，坑杀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于儒生根本未受到打击，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说秦末的典籍遭到损坏。应该说是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地罪魁祸首。
学说是为政治服务而产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百家学说的成因，而这一条也是贯彻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一条准则，当家天下地制度形成以后，所有不适应皇权统治的学说都被摒弃了，而剩下的法家由于在秦帝国的失败而注定只能隐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后的历代王朝里照样被阉割，至于儒家更是直接被进行肢解和完全为政治而进行解读，这也是儒家学说自战国时代以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刘宏并不认为自己能依靠先于整个时代千余年的积累而另外开创什么学派。因为历史早已经证明，即使出于政治目的被进行解读和修改，儒家学说的核心伦理道德依然是最适合帝国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