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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张重捧来一个精致的沙盘，上面双方的兵力布防和火力点，临时工事及敌我态势都标明得很专业。张重问：“还需要我讲解一下吗？”杜长海笑了：“算啦，你不用讲了，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了，这个职务还算满意吧？”张重倒是宠辱不惊，他面无表情地说：“干什么都行，服从分配嘛，只是别忘了将来给我安排个工作。”杜长海面临着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战斗，他手里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文攻武卫队员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缺乏战场经验，胆子小，往往没看见人影便将子弹泼水般地扫过去，到头来战果不大，弹药的消耗量却是惊人的。杜长海手里没有兵工厂，弹药补充成了大问题。再打驻军的主意已经不太好办了，驻军已加强了戒备，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曾经宣布过支持“红革联”的野战军，近来忽然态度暖昧，只是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要支持“左派”，可光说不练，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据情报，野战军的领导层里关于支左问题的态度不统一，那个其顽不化的李军长和坚决支持左派的马政委闹得形同水火。
杜长海以“红革联”１号勤务员的身份求见李云龙，他自信凭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良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军长支持自己的组织。李云龙马上回话了，可以来谈谈。杜长海乘坐一辆“嘎斯６９”苏式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里面坐着他的警卫班，警卫班有二十多人，着装一律是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胸前扎着三个弹夹的帆布子弹袋，每人配备着５６式冲锋枪和５４式手枪两大件，显得很气派。
野战军司令部已进入临战状态。大院门口堆起了沙包工事，前面挡着蛇腹形铁丝网，工事后面伸出几枝重机枪的枪管。一个佩戴着值勤袖章的值班军官一手拿着指挥旗，一手拎着机头已张开的手枪站在白色停车线后面，大门左右两侧各站着四个头戴钢盔手持５６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官和士兵像钢浇铁铸一般站得笔直，钢盔下黝黑的脸上杀气腾腾，手上雪白的手套和刺刀银色的光芒在阳光中交相辉映。就算杜长海见过大世面，此时心里也有些发毛，暗暗喃咕：妈的，到底是野战军，派头就能压死人。
值班军官声称他接到命令，只允许杜长海一个人进去，其余的人应全部站在停车线外等侯，警卫班的弟兄们不干了，他们群情激奋地嚷着，我们是警卫，头儿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一个军部有什么了不起？值班军官似乎懒得和他们费口舌，只是干脆地喝道：“未经允许越过停车线的，一律格杀勿论，机枪准备。”沙包工事后传来机枪的拉栓声，门口的八个士兵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将子弹顶上膛。杜长海一见事情要闹僵，忙挥挥手，命令部下退到停车线外，自己走了进去。
他在会客室里足足坐了四十分钟，在这期间连杯水都没人给他倒，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李云龙军容肃整地出现在他面前时，杜长海条件反射般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敬礼，李云龙冷冷地摆摆手：“你没穿军装，行什么军礼？稍息吧。”杜长海被一口气噎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没敢发作，他被眼前这个军长的气势展慑了，李云龙披着一件１９５５年授衔时发的毛哔叽将军风衣，两腿微微叉开，双手背在后面，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杜长海很不自在。
李云龙说话了：“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副团长？哪个部队的？”“××军。”“哦，军长是孙瘸子吧？他是二野的老家伙了。”杜长海说：“首长认识我们军长？”“嗯，长征时认识的，那时他是骑兵营长，这家伙脾气暴，爱骂人，成天日爹操娘的，他那条腿还瘸着吗？”“还有点儿瘸，听说是参加西路军时在河西走廊负的伤。”李云龙说：“你找我有事吗？”“是这样，我是以‘红革联’１号勤务员身份来请求解放军的支持，我们在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进攻下，处境很困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打断他的话：“我们不是表态了吗？解放军当然要支持左派，还能去支持右派吗？这点儿道理还能不懂？还用中央文革来教吗？”“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支援，我们缺乏弹药，缺乏重武器，缺乏通讯工具，还需要懂军事的指挥人员，我们的伤员需要得到部队医院的抢救治疗，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
李云龙岂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他是在发泄不满呢。李云龙强压着怒气，尽量缓和地说：“哦，你还缺乏重武器？连５９式坦克和１５２加榴炮都有了，你当过副团长，应该知道我军的兵力火器，像１５２加榴炮这种口径的重炮，至少是师属炮兵才配备，你够富的了，还想要什么？是不是再给你几颗中程战术导弹？”他的口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你想过没有？凭你手里的重炮和坦克，再加上几个基数的炮弹，一旦开火要炸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要毁掉多少建筑和财产？同志哥，这里不是朝鲜战场，是我们自己的国土，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你脑子一热就要毁了它，这是犯罪……”“首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为什么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呢？毛主席说：‘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大较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却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武装到牙齿，杀害我们的战士，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如果再不拿起武器，就要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您是老红军，我军的高级干部，我尊重您的历史，但是我也要指出，您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危险啊首长，不管您的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如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李云龙嘴笨，还真有点儿招架不住，杜长海那两片嘴挺利索，一套一套的，你还没法驳倒他。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最高决策层，中央文革的理论你能说它是放屁吗？李云龙怜悯地望着这个头脑简单的前炮兵团副团长，他不是坏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是真诚的，绝不虚假。李云龙想，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危险，他的脑子已进入狂热状态，什么也听不进去，惹出多大乱子也不管。死几个人算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文化大革命”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乱了伯什么？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大乱才能达到大治……
这些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每句话都能让杜长海当做武器，把李云龙噎得一楞一楞的，你还没法反驳他。李云龙耐着性子椰榆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老粗，没文化，理论水平没有你高，你的帮助教育我记住啦。至于如何给你实际上的支持，我看还是这样，你不是有热线直通中央文革吗？你请中央文革给军委下个命令，只要有军委的书面命令，别说给你武器弹药，我这个小军长给你当警卫员都行。你看，我才配一个警卫员，你的排场比我大，硬是一个警卫班，军区司令也不过如此嘛，来人呀，给我送客……”他吼道。
“井冈山兵团”的１号勤务员邹明这两天也正在为弹药的事伤脑筋。他知道，双方的前沿阵地处于对峙状态是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都无力发起进攻。这时，只要一方有了充足的弹药，均衡马上会被打破，双方实力的天平就会向一方倾斜。邹明是个处世果断的人，他根本不想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这种事需要的是决心和魄力。虽然省军区暗中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可再不敢故意敞开弹药库让他去抢了。据说省军区上次的举动已经挨了军委的批评，暂时不敢明着对“井冈山兵团”进行军事援助了。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打野战军的主意。他知道野战军有个巨大的弹药库，把这个库弄到手，今后几年的弹药都不用发愁了。军事禁区算什么？以革命的名义是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进的。别看驻军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声称已进入一级战备，真要冲进去，他敢开枪吗？向革命造反派开枪，他李云龙还要不要脑袋了？这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他敢担这个责任吗？不然，全国都在抢夺驻军的武器，怎么就没有一支部队敢于开枪呢？
邹明连夜派出了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乘坐着二十多辆卡车向军事禁区驶去。这支部队的成员全部来自西区，是东风机械厂的产业工人。其中还有不少复员军人，他们手里的武器很杂，因为这些武器除了来自省军区武器库，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本市武装部的武器库。武斗队员们手里的枪五花八闻，正规军早已淘汰的日制３８式步枪，歪把子机枪，苏制ＰＰＳＨ－３１型冲锋枪，还有的就是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军二战时的装备，像“汤普森”冲锋枪，Ｍ１卡宾枪，都是４０年代初美军的装备。这些武器由于长期磨损精确度差，故障率高，子弹不通用，零件也不可互换，打起仗来能把人急死。前步兵团长邹明为这件事急得睡不着觉，这也是他痛下决心的原因，除了野战军的现役装备，他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车队浩浩荡荡向郊区疾驶着，复员的老兵们浮想联朗，仿佛回到了以往的战斗岁月，没当过兵的青年工人们更是激动万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到哪儿去找这种机会，手里端着真家伙，想打谁就打谁。此时的城市，即使在夜里，也充满了战争的喧嚣。夜色中时时升起一颗颗照明弹又徐徐落下，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此起彼伏，随风传来零星的机枪点射声，拖着长长尾迹的曳光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银亮的弹道……一个解放战争时参加过天津巷战的老兵在车厢里大发感慨：真他妈的，又回到从前啦，当年陈长捷那小子车队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员似乎没听见什么动静，卡车的两个前轮胎就瘪了，他猛地一脚踩住制动器，卡车在惯性的冲力下歪歪斜斜地撞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车上的武斗队员捂着撞疼的脑袋大声地咒骂起来。为了不耽误时间，第二辆卡车猛打方向盘绕过第一辆车准备继续前进。谁知还没来得及绕过抛锚的卡车，两个前胎也突然没气了，两辆卡车把窄窄的路面堵得死死的。一个当过侦察兵的复员军人，他的耳朵很灵敏，他好像听见两声微弱的钝响，似乎很熟悉，他琢磨了两分钟，突然恍然大悟地叫起来：“妈的，前边有人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