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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这支野战军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部队：“……那个军，啧，啧，可真他妈的……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得邪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没这支部队，‘文革’那会儿咱们这城非打平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此论文与战略战术全无关系，它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立意论述这样一个主题《论军事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１６航空团Ｐ－３９“飞蛇”战斗机大队，竞产生了二十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的“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二十一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如果抛开政治观点，从纯军事角度看，二战中德国空军的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也是个培养世界级王牌飞行员的温床，这个第五十二战斗机联队竞同时出现三个世界级王牌飞行员，以击落敌机架数为标准，这三个飞行员都名列世界前三名，可谓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埃里希·哈特曼，击落敌机３５２架。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击落敌机３０１架，京特·勒尔，击落机２７５架。这三个王牌飞行员创下的惊人战绩把当时世界各军事强国的王牌飞行员们远远抛在后面，无人可及之项背。苏联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库尔杜布在二战中所创最高纪录为，击落敌机６２架，还不及名列第三的京特·勒尔所击落敌机架数的零头。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重要……
补充：本章所写的事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原型，在“文革”中比较有影响的军队和造反派冲突主要有新疆石河子、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新疆石河子市发生了流血事件。在石河子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１月１７日到２７日，先后有七个“造反团”冲击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强行接管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１月２５日下午，八个单位的两干名造反派进入汽车二团，配合汽二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支援。独立团九十二名指战员遂赶到汽二团。此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独立团枪支２６支、手榴弹６４枚、子弹１３０７发。到下午，造反派增至四千余人。１月２６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死五人，伤六人。当日，造反派又冲击农八师师部，与那里的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又在其他处枪战，死２４人，伤７４人。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但中央文革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文件，对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军管。
在四川成都，因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派，受到对立派猛烈攻击。《军委八条》下达后，２月１７日，叶剑英批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８·２６’战斗队”的公开信。公开信主要宣传《军委八条》，指出这些组织把矛头指向军区，向军区静坐示威，围困军区机关是严重违反中共中央决定的，并对造反派组织头头发出警告：如不遵守中央决定，继续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一切严重后果由他们全部负责。从２月１８日开始，成都军区在全省用飞机散发此信。但造反派不接受军队的警告，冲击军区反而愈战愈勇。军区在退避三舍忍无可忍之后，抓了数万人。不少很快放回。
５月７日，问题终趋明朗，与新疆一样，造反派胜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持工作的军区政委甘渭汉、副司令韦杰被撤职审查，由梁兴初和张国华任新的军区司令和政委。承认那几个造反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产业军”不服，两派斗争更加激烈。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西宁市群众组织“８·１８”在北京来西宁串连的学生支持下，冲《青海日报》社，在报社搞打砸抢，活活打死几个人。并用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恫吓。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不能任其胡作非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遂派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但闹事者居然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一些人当场被击毙，其余人被逐出报社。２月２３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情况时，叶剑英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这话在西宁传为“林副主席来电”。毛泽东对青海事件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经中央文革两次调查，向毛泽东作了颠倒是非的汇报。于是，造反派又胜利了。３月２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要不是毛泽东说了句“不要杀”，赵永夫险些被立即处死。
另外在文中有一段毛泽东关于学生运动的讲话，这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初起时，毛在批刘、邓派工作组时讲的，文中引用时的说明不太准确。
第四十一章
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喧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大感兴趣，但从１９２７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安慰，或打气，或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表态就吓得连电话也不敢打了？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
几个月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超过２００ＣＣ，比一次义务献血的量还要多。
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战士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为我们伸冤……
血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泽东，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天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半点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它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地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
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做一团扔进纸篓里，他已经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这一生，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投入战斗之前，他都有一种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凡事既然下决心干了就决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有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时，那种愧疚妻间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有抵抗只许使用枪托和拳头。他幻想着能不发一枪地解决事端，谁知事与愿违，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李云龙几乎气疯了，若不是小吴拼命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流血事件发生后，他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反正是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和砍十刀没多大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气式”挨批斗的人，一边儿呆着去吧，想都甭想，别人能受，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斗受侮辱？门儿也没有。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的手枪，每天枪不离身，睡觉时也要放在枕下，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狗屁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他就开枪打他狗日的。出乎他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已作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