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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森森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刘春雷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他们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被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让人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辆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吗？”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