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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不想走了，再这么走下去，非活活累死不可，我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的！”
“我看你们最好还是少说两句，留些气力的好，要是不小心掉队了，可就当真是死的不明不白了！你们没看左屯卫军的马将军，还有他手下的弟兄有些支撑不住，掉队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等等他们，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掉队，将他们丢给叛军和土人吗？”
“我有什么办法，大帅军令，谁敢违抗，大帅不让停，我们就只能接着往前走，别忘了我只是个小小的伍长，至于那将军和那些左屯卫军的兄弟，只能自求多福了！”
将士们的议论，甚至有些冷言冷语的嘲讽，杜睿也能听到一些，但是却也不说话，只装成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还是纵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冯照虽然知道杜睿的大计划，可是看将士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也不禁暗暗担心起来，小声道：“老爷！还是尽快想个法子吧！再这么下去，小人担心将士们会哗变！”
哗变！
杜睿闻言随即就是一笑，要说将士们发发牢sāo，这个不可避免，毕竟此番迁延rì久，结果连敌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将士们要是没有怨言，那才叫奇怪了，可是要说哗变，杜睿却有这个自信，绝对不可能。
对唐军将士的纪律xìng，杜睿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当初杜睿练军之时，在给军士们注入亮剑jīng神的铁血思想之前，首先灌输的就是纪律xìng。
可以说，大唐将士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受规矩的士兵，哗变那种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冯教师只管放心，定然不会发生那等事！”
冯照又道：“纵然将士们不会哗变，可是这样下去，将士多生怨言，只怕对军心士气也是不利！”
这个倒是极有可能，可是现在杜睿为了彻底铲除天草四郎在澳洲道暗中发展起来的势力，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杜睿现在都有些后悔，当初征服了倭国之后，就应该将那些倭人斩尽杀绝的，弄得到了现在，还给他添麻烦。
杜睿前世就是个标准的愤青，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炸平了rì本四岛，让那个流氓国家彻底消失，只可惜在杜睿的前世，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却是见了鬼的中rì友好，让杜睿不禁大为遗憾，不过现在好了，杜睿到了这个年代，这个杀人都不怎么算犯法的年代，他的梦想也总算是有了着落。
杜睿痛恨rì本，这是毋庸置疑的，纵观中rì交往的数千年历史，中国对待rì本可以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但是rì本是怎么回报中国的呢，他们用华夏文明，使得自己的国家走出了蒙昧，走出了黑暗，但是当中国衰弱的时候，这个曾经的学生立刻就露出了锋利的爪牙，在中国的躯体之上，拼命的撕咬。
这也是为什么杜睿如此痛恨rì本，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看错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jiān。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yīn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rì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华夏民族被rì本这个流氓国家蒙蔽，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
中国看rì本，是从大处和表面着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rì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华夏的恩泽rì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传统，同时，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rì本，更难以秉持对rì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rì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rì“访倭王”。魏国与rì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rì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rì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rì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rì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rì本形势变化的兴趣。
《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rì本的重要xìng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rì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巢窠。
中rì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cháo，rì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大唐使臣亦八次渡rì。
在这个交往的时期，rì本从未向大唐皇帝请求过封号，这无疑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信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rì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属国了。
但是，历史上大唐皇帝，无论是太宗，高宗，或者是后来的玄宗皇帝在对rì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
白江口之役是中rì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rì军。经过此战，rì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大唐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rì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
公元753年，rì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rì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rì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rì本为“君子国”，rì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rì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rì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rì本遣唐使zì yóu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jīng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rì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rì本的实际情况？
杜睿觉得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大唐对rì本的漠视。
大唐曾数度派遣使臣赴rì，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rì本的真相。在rì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rì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
虽然杜睿前世在研读史料的时候，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rì方的吹嘘，但大唐使臣没有识破、揭露rì本的亡华梦想却是肯定的。
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rì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二是rì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xìng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
还有就是中rì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rì本在文书中利用rì语的音读训读区别，玩起了文字游戏，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的保持与大唐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
如“天皇”在文书中以rì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在直书“rì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rì本的真实信息因误读而被忽视歪曲。
当然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rì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大唐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rì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是过于明显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rì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rì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后来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大唐亦久困于内乱外患，中rì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此后，宋代的两国没什么官方正式交往，民间贸易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rì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次灭亡rì本的机会，只可惜都白白的错过了，有的是因为意外，有的则是因为自大。
比如蒙古帝国，元朝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rì本也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若是对rì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戒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后来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rì关系有决定xìng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rì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rì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rì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rì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rì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rì本的往来。
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诏书表明，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防御xìng的“谨备”为主，而重点在西北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对已经祸乱沿海的倭寇，他的对策也仅仅是“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rì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rì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