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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如今大唐朝廷虽然在杜睿变法之后，便打击世家大族，对此国内的平民百姓自然大为支持，可是如果让他们这些平头百姓，有机会晋升为世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反对的。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它们刘汉时便是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西汉后期，随着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宰相的例子。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历史证明，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必将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世家大族的行成，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光武帝刘秀为了约束世家大族，防止它们结党营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太尉西曹掾蒋遵因微过被免官禁锢，侍中戴凭为之求情，刘秀怒曰：“汝南子yù复党乎？”
大司徒侯霸推荐“素有讥议”的前梁令阎杨，刘秀“疑其有jiān，大怒”，赐侯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yù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
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骥兜、共工之处。“比周”意为结党。刘秀如此多疑，说明他对大臣结党高度jǐng觉。继侯霸之后担任大司徒的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人相继被杀，便都与此有关。刘秀曾对司徒冯勤说：“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
刘秀的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故韩歆等被杀后。“大臣难居相任”。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三国演义》当中，袁绍经常被人赞许“四世三公”，这样的说法要是放在后世，或许算不上什么好话，至少袁绍也是个官二代，可是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袁绍的身份是值得所有人羡慕的。
东汉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为“公”，称其子孙为“公子”、“公孙”，“公”之家族则称“公族”。他们是朝廷显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门数“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坚，袁绍的家族显然就是当时世家大族当中的代表了。
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成员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
汝南袁氏就是这样。袁安“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
世家大族的门风，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得到当时舆论好评的。特别是在桓灵之际的清议运动中．“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太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士大夫们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rì三君．次rì八俊，次rì八顾，次rì八及，次rì八厨”。“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宦官发动党锢之祸，杀了“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李膺、荀翌、杜密、朱寓、魏朗，“八顾”巴肃、范滂、尹勋，“八及”翟超，“八厨”刘儒等．使一批已经兴起或即将兴起的世家大族被扼杀，但世家大族清廉正直的门风却得到世人更普遍的认同。
汉代世家大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其家族教育功能，则是最本质的特征。因为以“公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和礼法门风，是培养当时所需统治人才的最佳场所。而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世家大族同一般权贵、豪族、学者有了区别，也使曰后世家大族向门阀士族的转变及门阀制度、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了能为社会和历史所接受的基本理由。
然而世家大族在历经汉魏晋三代的兴盛之后，便迅速的衰落下去，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
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到了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特别是在大唐，在杜睿倡导变法之后，世家大族更是从根本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削弱，尤其是那五姓七望。
五姓七家概念在隋唐之时的广泛流传，使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士族制度更加兴盛起来，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间也形成了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就连历史上盛唐宰相薛元超都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历史上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曾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当时，太宗皇帝曾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太宗皇帝在历史上，抑制“山东士族”时也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在打击世家大族的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
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可是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
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
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政治中枢进行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
又如清河崔氏，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两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要知道，唐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大唐，对世家大族的打击非但没有成功，甚至还有助长的苗头，因为不单单有五姓七望，还曾衍生出了新的世家大族，分别是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如今历史发生了改变，虽然也在打击世家大族，可是在民间，百姓们痛恨世家大族的同时，对其又不免生出向往的心思。
因为一个贵族不单单代表的是荣华富贵，更是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超然的身份，就像李进他们这些移民，在大唐本土，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从寒门，晋升为世家大族，但是到了澳洲道，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居然也有着相同的机会，可以在这个全新的社会体系之下，使他们的家族得到晋升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当李进鼓动他们配合冯毅谋反的时候，这些人会不约而同的跳出来附和的原因了。
只不过，这份期待随着奥府城被薛讷攻陷，杜睿进驻而彻底破灭了，这让他们在心生恐惧的同时，不禁又满腹的不甘。
世家大族梦破灭了，这些人重新意识到，自己不过就是个暴发户，现在他们渴望的不再是门第的荣耀了，而是更为切实一点儿的东西，比如保住自己的xìng命。
在他们看来，李进显然是不同于他们的，因为李进有见识，这是他们永远都比不了的，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李进，希望他能助自己脱了这场大难。
李进的脸sè在顷刻间就变换了几番，突然咬着牙道：“依我看，求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