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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如鱼得水，他看起来是相当愉快的、不停地工作着，他已经在一个角落里草拟了新的政权法令。这些法令将成为本世纪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篇章。
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小房间里，房间的椅子上扔满了大衣和帽子，大家挤在一张灯光暗淡的桌子周围。他们在商讨任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他们没有进行选举，因为他们觉得选举通常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们老是担心被选上的那些人同重大的任务之间的差距过于悬殊，因为对于这些选举上来的人，他们一直是很了解的；他们觉得这些人担负无论那一种专门工作都还有些不够水平。但列宁同志却没有管这些令人懊恼的顾虑，他经常微笑着说：“目前所有的岗位上都需要负责的人员，让他们做了再看吧，如果不行，我们还能够换。”
现在在很多革命者看来，列宁同志是多么的正确啊！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已经被撤换了；但也有不少的人还留在原来的岗位上。那些曾不无胆怯地担负起委任给他们的工作，后来表明是完全称职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只是目睹革命的人，而且是参加革命的人——面对宏伟的远景和似乎不可能战胜的困难而晕头转向了。但列宁以惊人的稳健神态，注视着宏伟远大的目标并紧紧地把握着它，就象一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操纵着一艘远洋巨轮的舵轮那样。
虽然苏维埃政权从创立到现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致命损伤，但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度里，真相是不可能让所有的人知道的。至少充当这个国家的舵手列宁心里明白，苏维埃国家到现在其实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
列宁习惯对过去清醒地加以总结。和许多狂妄而自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同，列宁正视严峻的现实，不管真实的情况是多么残酷，他都不怕别人如实地告诉他。
列宁不断的用新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事物，并用新的看法来鼓励身边的人们：“三年以前，我们在斯莫尔尼宫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列宁这样来表述新的共有主义的世界观：“结果，无论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是实现了的，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惠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
但是现在，外国的干涉势力已经迫使列宁暂时地放弃了国外革命，而在国内挖起战壕来。
在中国和***开战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们欣喜若狂，认为不但苏维埃政权安全了，而且这还是向中国和***输出革命的最好时机，但无情的事实很快打破了他们的梦想：尽管中国和***在海陆两个战场大打出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侵夺俄国的土地。
在外***和唐努乌梁海，苏维埃势力已经被全部驱除，而且中***队和***军队全都越过了边境，在俄国的土地上展开了厮杀，远东共和国名存实亡，而滨海地区也基本上都被日军占领。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列宁在这样难以克服的障碍面前停住了。但是他坚信希望依然存在。列宁不止一次的对同志们说道：“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
很多人向列宁请教，苏维埃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下怎样才得以保全下来？列宁则雄辩地回答说：“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并且在他们用联合的力量对我们发动的那场战争中打了败仗。中国和***是敌人，只要他们之间的争斗不结束，他们是没有力量用于干涉革命政权的。”列宁强调说，这几个大国遭到了失败是因为，“它们已经半死不活……它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彻底腐朽了。因此俄国才能够处于安全状态，并且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还依然存在。”
列宁的话也代表了革命成功后所形成的牢固的克里姆林宫的习气：为了安慰本国同胞，总是夸大别的国家所遭受的困难，并且在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缺乏的时候用“世界革命”这种虚幻的杂技为本国同胞排忧解闷。列宁的这些话说得太言过其实了。要知道这几个国家只是使用了自己兵力中的极小一部分来对付苏维埃俄国。再说既然它们不能够联合起来，那它们又怎么能够用“联合的力量”来打仗呢？
不过列宁在他为革命的追随者所描绘的美好图画上又加上了一笔“现实主义”的细线条。他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幻想只用俄国一国的力量就能改造整个世界，那就是一种精神失常的表现。我们首先应当对俄国进行改造。共有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列宁提出过一个详细的电气化计划，但是他指出，这是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许多宏伟任务中的一项。他说：“真正的社惠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而“官僚主义却已经复活。”
列宁认为，工农群众还不识字，没有文化，因此没有能力来振兴工业和消灭已经侵入党政机关的官僚作风。现在“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都去执行军事任务去了，因此“胆小鬼”和“官僚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便纷纷钻进了苏维埃机关。列宁经常抱怨道：“同城乡千千万万的小资产者比起来，我们是少数”。“人们的革命热情开始低落，他们希望能在某个单位搞到一个舒适的职位。那些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能够胜任行政工作的人不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具有高度技能的共有党员和同情者又很少。”列宁似乎忘了，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曾提出“每个女厨师都能够管理国家”的口号。现在，这样的口号已经销声匿迹了。
列宁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官僚主义”其实是他建立的那个想管理一切——经济、政治和教育——的革命政府的一种幼稚病。随着集中管理的加强，这种幼稚病就成了苏维埃国家的一种经常现象。
眼下对列宁来说，最急迫的任务是必须重新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夺得全世界，只要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比资本主义世界弱，就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方面的基本经验，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条约’时就有了。”
“但是现在，西方列强正在一点点地恢复战争中所伤的元气，虽然在所有国家中，都有共有国际的‘核心’，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慢得多。显然，当各国人民得到和平之后，革命运动必然会缓慢下来。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对未来的猜测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速度会变快上面。我们的任务是决定我们现在怎么办。人们生活在国家里，而每个国家又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成的体系中，这些国家彼此都处于一定政治均势的体系中。”
列宁试图让他忠诚的追随者们明白：一个国家，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还是共有主义的国家，它依然是国家，而且一定是按照国家的原则而存在着。如果它不想通过发动战争或输出革命来破坏力量的均衡，那它就一定得服从这种均衡原则。有一种设想，认为社惠主义国家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种设想看起来似乎是十分可能的，而社惠主义国家一定会证明它的社惠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一个国家，不管它自称是什么国家，在它接受了具有19世纪特点的、列宁所描述的那种“力量均衡”的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它又继承了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罪恶，那是无须惊奇的。
接着列宁指出，“世界各地大多数盛产原料的地方都被资本主义国家占领了，即使没有在政治上被侵占，也在经济上被控制了。”“我们应该善于估计到这一点，善于利用这一点。我们不能对目前的协约国进行战争。……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分歧，并且只利用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如果我们企图利用微小的偶然的分歧，我们就会成为渺小的政客和一钱不值的外交家。”
苏维埃政权在利用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根本性的对立方面抱有很大的希望。“第一种对立，也是同我们最有关系的对立，就是***和中国的关系。它们之间正在发生战争。……这两个国家一直在相互仇视，它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战争也不可能避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漠然置之，只是说‘我们将在这些国家里宣传共有主义’吗？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党的政策的实际任务是利用这种仇视，使他们互相争斗。”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形势，列宁是这样论述的：“***有5000万人口，美国有1亿1000万人口，它比***富有得多。而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却有4亿人口”，“***一直打算侵占拥有4亿人口和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大的中国。……如果认为比较强大的资本主义不会抢走比较弱小的资本主义所掠夺的一切东西，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拿***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们想打仗，它们将为占据世界首位，为取得掠夺的权利而打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没有任何殖民地，而***一直视中国为其天然的殖民地，因而***必然同中国发生矛盾，如果***试图进一步侵犯中国，那就会给我们以十倍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和***，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沸腾着，不管它们是否愿意，不管它们是否有钱——当然它们愈有钱愈好，因为只要战争不结束，那它们就是在帮我们的忙。”
列宁还相信，***和美国由于争夺殖民地而必然发生冲突。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应该利用一个国家去反对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做，我们是不是犯了违***有主义的罪行呢？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社惠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做法的，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共有主义的宣传，而且不得不利用形势给予它的每一小时尽快地巩固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巩固了，但是巩固得很慢。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发展得非常快。不管我们怎样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我们的发展还将缓慢得多。我们应当利用既成的局势，这就是我们目前对外政策的全部实质。”
（二百六十四）打破海上僵局之始
（二百六十四）打破海上僵局之始
而现在，列宁制定的对外政策正在显示出“非凡的效果”，虽然这些效果和“布列斯特和约”一样，有些出乎列宁同志的预料。
“列宁同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