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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股票又被套住了吧。”杨朔铭听到是曹锟来的电报，不由得有些好笑的说道。
听了杨朔铭的话，通讯军官也跟着笑了起来。
现在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尽管是新的“一国之主”，但他似乎对股市的走向，总是无能为力。
由于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因年迈体弱，精力大不如前，因而在总统任内期满后，没有寻求连任，经过新一届的全国选举，加入青年党的曹锟顺利当选为中华民国的新一任大总统。进步党内閣也变成了青年党和国社党联合组閣。尽管如愿以偿的坐上了总统之位，但曹锟并没有将政府内閣成员全数撤换，象财政部长杨朔铭、外交部长顾维钧、陆军部长蔡锷和海军部长汤芗铭便依然留任，新的内閣总理为曾琦，参谋总长则由吴佩孚接任。
曹锟的总统之梦虽然圆了，但他也发现，这个位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干，因而他对于杨朔铭这个“武财神”更是分外倚重。
通讯军官告辞后，杨朔铭打开了曹锟的电报看了起来，果然不出所料，曹锟是来“问计”的。
“你这点损失ォ哪到哪。”杨朔铭看着电报，自言自语的说道，“要是你知道以后美国股市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得跳楼了？”
杨朔铭在心里小小的想象了一下曹锟跳楼的样，不由得呵呵一笑。
想象归想象，他当然不会让曹锟沦落到跳楼的地步，而即将开始的“剪羊毛”行动，在他的秘密计划当中，也是不包括中国的。
杨朔铭想了想，取过纸笔，便开始给曹锟拟起电报稿来。
1928年，展现在一个中产阶级普通美国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繁荣兴旺的远景。就在这一年刚刚走马上任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还一本正经地宣布：征服贫穷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我们尚未达致目标，但我们有机会沿袭过去8年的政策，继续向前，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就在前头”。这是一项庄严的经济许诺，其中混杂着被通俗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梦”的那种东西。更加自鸣得意的是，欧文？费希尔和其他洞悉华尔街秘密的经济学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向老百姓保证：他们正在凝望一个繁荣的“永久性高原”。
这块富庶的高地——比古老的新教徒赞美诗所珍爱的“乐土”更真实。看上去就好象是一场始于内战时期的工业大发展的最终胜利。美国最近这场战争的结果，已经出现在大规模生产的力量中，混合着新技术的奇迹。甚至就在眼下，有总统及其他名流出面捧场，亨利？福特正在主办“电灯发明50周年庆典”，以纪念爱迪生和白炽灯的50岁生日。摩托车、浴缸、电冰箱、收音机，都是进步的试金石。在时尚和广告的刺激下，要想跟上潮流，所需要的行头不亚于最新潮的模特儿。营销手段带来的压力，甚至怂恿人们购买双份的奢侈品——每间车库里两辆汽车。
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与繁荣的中产阶级紧密纠缠在一起。1929年1月，这十年最有活力的周刊《时代》杂志向沃尔特？克莱斯勒欢呼致敬，推选他为“年度人物”，因为在过去12个月里，他把普利茅斯和“迪索托”牌汽车介绍给了公众，以1。6亿美元买断了“道奇”兄弟公司，并开始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一幢68层的巨人”。随后《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小威廉？里格利的面孔，接下来连续几周依次在封面上露脸的是：哈里？古根海姆、伊瓦？克鲁格、塞缪尔？英萨尔和托马斯？拉蒙特——他们全都是英雄。新创刊的《财富》杂志长达3页的宣言，宣称“人们普遍同意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美国的伟大功绩就是商业”。另外几幅大广告是巴布森的《报告》：“你的美元——你是否在连续而有效地工作？”，“汉密尔顿”牌手表——“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么？”，罗伯特？沃肖的新书《华尔街的故事》：“这些巨人正从本书的字里行间阔步走过，……就象中世纪的冒险家一样。……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希尔、哈里曼……以及很多其他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令举国震惊”，以及施特劳斯公司：“他把他微薄的收入投入到稳妥可靠的优质证券中”。它们代表了连续不断地击打普通读者心灵的刺激物。大多数在1918年的“自由公债”中购买自己平生第一笔债券的美国人，都转向了更具投机性的股票。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从派克大街上价值45，000美元的公寓和配备“‘克雷恩’牌路易十六酒店金质器具”的浴室，直到价值2。50美元的口红和价值50美分的剃须刀——为挣钱容易的一代人设定节制消费的标准。在这场向永久性繁荣高地攀登的比赛中，要想跟上趟，股票市场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工具。1920年，美国有29，609个股票经纪人，十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跃升到了70，950人。人们普遍注意到，大多数市民不再阅读报纸的头版，而是手忙脚乱地翻到金融专栏。小报和内情通报向缺乏经验的外行们提供建议。广播电台里汩汩流淌的是“老顾问”的声音，象教堂执事一样四平八稳，吟诵着塞缪尔？英萨尔自己的经纪人的智慧。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抑或是太阳黑，这些并不清楚。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乐天派相信，老的经济规律已经失灵；另一些人则勉强承认，困难的日可能回来，但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总归还会晴朗——倘若人人都能保持他阳光的一面的话，正如这个季节最流行的歌曲所告诫的那样。首先，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它既非所谓有闲阶级的垄断，也不为共和党人所独享，尽管他们总是竭力要把这一切归到自己的名下。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人们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拉斯科布是这样声称的。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这一制度，被有点含糊地视为美国的职工分红、甚或是社会保障的等价物。
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
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ォ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这个庞然大物。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一新的力量，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普通的美国人则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普通人更熟悉象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
（三百八十三）崩溃
打垮“销售阻力”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强光照射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象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最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最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象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