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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这样写道：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
“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的观点中，“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认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他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即使是现在，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1918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人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他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1918年6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正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他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他也曾想去俄国，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话他，他就生气了。结果，他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
（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对民国政fǔ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性格的冷漠无情。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讲。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苏维埃俄国由于和中国直接接壤，更是这个组织关注的对象，而正如同中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兴趣浓郁。
组建中国共（布）党并不是黎寿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自1919年起，新生的苏俄政fǔ便成立了“共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5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布尔什维克的中国政fǔ。此后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欲使其领导下的中国党员能够夺取政权。
从1920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人便陆续的潜入中国。共有国际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组织和活动站。中国的情报部门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行动密切关注，并在此后配合中国的警察机关破获了绝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站。而他这时还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宣传品。在收缴上来的大量宣传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绍列宁和苏俄政fǔ的文章。他开始受到吸引，渐渐的着了迷。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后他便开始留心收集相关的东西。
干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时刻提着脑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搞共有主义活动非但犯法，而且会判重刑，并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尽管危险很大，但他还是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决心在中国实现列宁的理想。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想办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莫斯科对于他的“投诚”当然大喜过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国地下党组织和莫斯科的重要联络人之一。
没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他本身从事情报工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人”。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社惠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就是他。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有党的成员了。9月，他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他信仰共有主义。
他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的朋友很多人都不赞成共有主义，他们从法国写信给他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他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有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他明确的向他们表明，他参加共有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尽管有莫斯科的大力支持和他在中国情报机构中发展的党员的协助，但布尔什维克们在中国的事业还是不断的遭受挫折，大量党员被杀害或囚禁。北京政fǔ不断在各地发动突袭，搜到大批莫斯科的文件，这些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fǔ。
从各地搜出的苏联文件在全中国的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北京政fǔ得知苏联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它，大大加强了打击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fǔ所面临的事情使西方列强加大了对北京政fǔ的支持力度。
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他可以说绞尽了脑汁，虽然他现在所处的地位很危险，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
因为他虽然是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但他有他自己的宏伟计划。
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斯大林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曾不止一次要中国党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有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国想到了。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汪明写信时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负责给中国党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国党人员的军事训练。
对于斯大林的“道路”，他举双手赞成。但他不想成为莫斯科的棋子。他想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靠别的手段。
现在，机会来了。
他很早就了解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