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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情况吗？亚塔比先生在哪儿？
他突然想到可能马丁·鲍曼的死在东京立即引起了震动，亚塔比先生这时肯定踏上来旧金山的旅途，可是离岸大约一两天后，突然又接到新的指令。他又返回本土，作进一步的磋商。
贝恩斯意识到命运不济，可能会泡汤的。
但他必须留在原处，在旧金山呆着，继续安排他后来参加的会议。从柏林乘汉莎航空公司的火箭4O分钟到这里，在死神降临的时刻里我们活过来了。只要我们想去，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旅游，甚至到其他星球去。到那儿去干什么呢？一天又一天地坐着，沉浸在神谕和希望当中，陷入漫无止境的闲聊中，与此同时，其他人在忙碌不堪。他们不愿坐着无望地等待。
贝恩斯先生翻开日本《时报》白天版，再次读着标题。
戈培尔博士被任命为德国首相。
党的委员会出其不意地解决了领异权问题。广播演讲明确果断。柏林市民欢呼雀跃。政界在期盼。戈林可能接替海德里希当上警察总长。
他又读完全文，然后放下报纸，拿起电话，拨了商团的号码。
“我是贝恩斯，我找塔格米先生。”
“请稍候，先生。”
等了很久。
“我是塔格米。”
贝恩斯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请原谅，现在的形势使我们很伤脑筋，先生。”
“啊，贝恩斯先生。”
“先生，您对我的好意是难以言表的，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为什么延期会议等那个老头的原因。”
“遗憾得很，他还没到。”
贝恩斯闭上眼睛说：“我想也许从昨天……”
“恐怕不是，先生。”对方非常有礼貌，“如果你能原谅我，贝恩斯先生，我要做其他事情了。”
“再见，先生。”
电话挂了。今天塔格米先生连再见都没说就放了电话，贝恩斯先生慢慢放下听筒。
我必须采取行动，不能再等了。
根据上级指示，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他不能和反间谍机关联系。他只能等待，等着和日本军事代表联系。他原打算和日本人商量，然后就回柏林。可是谁能预料在这关键时刻鲍曼会死掉。因此……
这些命令应该取消。在没有人商量的情况下，他自己应该采取可行措施。
在美国西海岸地区至少有几十个反间谍机关的人在工作，当地党卫军组织及其主管最高头目，布鲁诺·克罗兹·冯·米里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全认识。几年前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遇见过布鲁诺，这个人在警界臭名昭著，由于他在1943年识破不列颠一捷克人企图谋杀海德里希的阴谋，因此有人说他救了那个刽子手幸免于难。总之，布鲁诺·克罗兹·冯·米里从此登上了党卫军权力宝座，而且成了警界官僚。
其实，他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
无论是反问谍机关，还是东京的情报机构，都会采用一切防范措施甚至有这种可能性，党卫军已获悉要在旧金山的办公室召开高级商贸使团会议。然而，这毕竟是日本人管辖的地盘。党卫军无权干涉。但他们务必会注意，一旦德国的首犯踏上德国的领土，马上就予以逮捕。但却无法对日本的主犯采取行动或者对会议本身采取什么行动。
至少他本人希望如此。
党卫军会不会采取什么措施，把那个老头滞留在途中的什么地方，从东京到旧金山的旅途很长，尤其是对一位年老体弱又不能乘坐飞机的老头来说。
贝恩斯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必须做的就是要通过我的上级有关部门弄清楚，亚塔比是否来了。他们应该知道，是党卫军已经阻截了他呢，还是日本政府又将他召回了。他们应该知道。
他意识到，如果他们设法找到了那个老头，那人肯定会来找他。
然而，在种种变化的环境中，形势并非毫无希望。贝恩斯一天又一天独自呆在宾馆房间里等待着，想到个主意。
与其空着手回柏林还不如呆在这为塔格米先生提供信息。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即使可能性很小，最终有关的人士会知道。可是塔格米先生只会听，那是他的错误观点。他最好能听见，把它记住，并且尽可能快地作一次商务旅行，回日本本土，而亚塔比先生站在策略的高度，他既日＇以听得见，又能讲话。还是无济于事，历时数月之久，艰难而又小心地安排了德国派别与日本派别之间的接触÷眼看又要前功尽弃……
他辛酸地想到，塔格米先生一定会感到意外，突然发现所有的责任都落到他的肩上，离实施计划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很可能他会神经错乱，要么将情报泄露给周围的人，要么退缩，装着什么也没听说过，单单拒绝信任我也行，无非站起身来，鞠个躬客气地离开房间。
那是不明智的。他可以这么认为。没有人认定他听说了这些事情。
这太简单，贝恩斯先生想。他要走马上就可以走，很方便。他认为走为上。
然而，最终的分析下来对于塔格米先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什么区别。他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告诉他或者书面表达的消息。但往后，就不是什么文字上的事了。我能不能现在就让他弄清楚，或者告诉和我最后讲话的人。
走出房间，贝恩斯先生走进电梯下到大厅。他叫侍者在门外人行道上叫了一辆人力车，那个车夫浑身是劲地蹬着车，他立即往市场大街而去。
“到啦，‘’看清他要找的路牌后，他对车夫说，“拉到街边。”
车夫在一个消防水龙头旁停下来，贝恩斯先生付了钱，打发他走了，好像没人跟踪，贝恩斯先生开始沿着人行道步行。过了一会儿，他随着几个行人一起走进了街上最大的富豪百货商店。
到处都是顾客，柜台连着柜台，大部分售货小姐都是白人，只有几个部门经理的日本人。里面异常嘈杂。
乱转了一会，贝恩斯先生找到了男士服装部，他站在男士裤架旁，开始挑选裤子。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白人职员走过来，与他打招呼。
贝恩斯先生说：“我要买昨天我看好的那条深褐色羊毛便裤。”他的目光和售货员的碰到一起，他又说：“你不是我昨天说过话的那人。他高些，红胡子，偏瘦，他工作服上的名字是拉里。”
那职员说：“他这会儿出去吃午饭了，马上回来。”
“我到试衣室去试试。”贝恩斯先生说着从衣架上取下一条裤子。
“当然行，先生。”那职员指了问空的试衣室，然后走开去招呼别的顾客了。
贝恩斯先生走进试衣室，关上门，里面有两把椅子，坐下来等j生｜倡。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试衣室门开了。一个矮个中年日本人进来说：“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先生？”他对贝恩斯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证件？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他随手关上门。
贝恩斯先生掏出钱包。日本人接过钱包坐下来，开始查看里面的东西。他看到一张姑娘照片说：“非常漂亮。”
“我女儿，玛沙。”
“我也有一个女儿叫玛沙，”那日本人说，“她目前正在芝加哥学钢琴。”
贝恩斯先生说：“我女儿快结婚了。”
日本人把钱包还给他，然后急切地等待着。
贝恩斯先生说：“我来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亚塔比先生还没露面。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来了。假如没来我该怎么办？”
“明天下午再来。”日本人说着站起身来，贝恩斯先生也站起来。“再见。”
“再见。”贝恩斯说完便走出试衣室，把裤子挂回架上，离开了富豪百货商店。
这一切没费几分钟。当他和其他行人一起走在拥挤而又繁忙的人行道上时，他想，难道他真的得到消息了吗？与柏林联系，重提我的问题，用密码和译电码，每一步都要那么复杂吗？
应该如此。
现在我盼望能早点见到代理人，可以减轻我许多痛苦和烦恼，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一切只用了五六分钟。
贝恩斯先生信步闲逛起来，看看商店的陈列橱窗，他现在感觉好多了。猛然他发现自己正在看下等酒吧的舞女，招贴广告照片，是污秽肮脏一丝不挂的白人裸体。乳房就像充了气的排球挂在胸前。这种情景挺挑逗人的。他还是一路逛下去，人们都为了忙各自的事在市场街上来来回回地擦肩而过。
最终他还是办了件事。
多么轻松啊！
朱莉安娜惬意地倚着车门，在看书，在她身边，乔用一只手慢慢地开车，另一只胳膊肘搭在车窗上，嘴里叼着香烟，他是一个熟练的司机，他们离开大峡谷，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程。
车上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软绵绵的啤酒花园民间音乐，波尔卡舞曲和肖蒂什舞曲，她永远也辨别不清曲与曲之间的差别。
“矫揉造作，”音乐结束时，乔说，“听着，我很懂音乐，我来告诉你谁是伟大的指挥家，你可能不记得他了。托斯卡尼尼。”
“不知道。”她说着依然看她的书。
“他是意大利人，由于他的政治观点，战后纳粹不许他指挥。现在他死了。我不喜欢卡拉扬，纽约交响乐团的终身指挥家。我们不得不听他指挥音乐会。你猜猜作为意大利人我喜欢什么？”他扫了她了一眼，“你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引人人胜。”
“我喜欢威尔蒂和普尼尼。在纽约我们所听到的是德国夸夸其谈的瓦格纳和奥尔夫音乐。每周我们都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参加纳粹党在美国的粗野的戏剧性晚会。在那儿到处是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喇叭齐鸣，还有焰火。赞颂着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所谓的艺术。你见过战前的美国吗？”
“是的。”她只顾看书。
“在那些日子里难道他们没有第一流的歌剧院吗？听说有。而现在和柏林一样受到电影业的挑战。我在纽约呆了13年，没看过一部像样的新歌剧和戏剧上演，净是那些……”
朱莉安娜说：“让我看书吧！”
“出版业也一样面临挑战，”乔泰然自若地说，“这种挑战起源于慕尼黑。在纽约。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印刷，大批量地印刷出版。但是在战前，纽约是世界上出版业的中心，至少人们都这么说。”
她用手指塞住耳朵，把书放在腿上全神贯注地看，不听他说话。她已看到《蝗虫》里描写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视，她被这章迷住了，尤其是关于在非洲和亚洲落后地区的廉价的小电视机部分。
……只有新英格兰人有技能和大批量生产的系统一——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这些神奇的地方——才能施展的谋略，他们不断地批量地把价值不到一美元的电视机元件送到东方的穷乡僻壤。这些元件被一些穷困的狂热的青年人收集在一起，他们渴望机遇，慷慨的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一些小的内装电源比云石还小的仪器开始收视。收到了什么呢？村庄里的年轻人还有老年人都蹲在屏幕前看新闻，受教育。首先了解怎样读书。然后是休闲。学会怎样挖深一点的井，怎样耕好地。怎样净化食用水，治疗疾病。在头顶上，美国的人造卫星在运行，把信息传送到每个角落……传送到所有渴望的等待的东方人那儿。
“你顺着一直往下看吗？”乔问，“还是挑着读？”
她说：“这太好了！他让我们将食品和教育送给数以万计的亚洲人。”
“世界性的福利事业。”乔说。
“是的，特格韦尔的美国新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