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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内都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
事实上，美国需要的就是一场与中国有关的全面战争。
根据二零三四年初公布的统计结果，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二零三三年就全面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此外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资源与能源进口国、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第一大工业产品输出国与第一大侨民输出国。如果只计算陆军的话，中国还是头号军事强国。
只是，美国的处境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
在很多方面，美国依然领先全球。比如在金融实力上，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在联合国公布的一百八十四类（领域）尖端科技上，美国在一百二十七类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其中的八十八类有绝对领先优势，而中国只在三十四类有领先优势，拥有绝对领先优势的仅有十二类。此外在教育、文化、舆论等软实力上，美国的领先优势也很明显，领先幅度在五年到十五年之间。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迅速。
二零三三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点二，而在二零二九年到二零三三年的五年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仅次于五十年代初期的第二增长高峰。因为把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为“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巴西等拉美国家融入了新的经济体，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二十年内不会减缓，还会有所增长，而美国经济也必然更加强大。
相对而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价值更大。
原因很简单：美国的人口结构最为合理。
从国民年龄分布比例来看，美国人口结构的理想性仅次于印度，是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中最有活力的一个。
也就是说，美国没有人口上的负担。
与之相比，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根据二零三零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在二零二七年就进入全面老龄化阶段，而且将持续三十年以上。
虽然在二零三三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四，比美国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在过去五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也比美国高了一点三个百分点，但是社会养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六，而美国仅为负百分之一点一。也就是说，扣除社会养老，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反而比美国低了零点三个百分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这个差距在未来三十年来还将扩大。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可用社会资源并没超过美国。
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下去，那么在二零四五年左右，中国的可用社会资源将严重落后于美国。
这就意味着，在中美全面对抗时代，中国的资本比不上美国。
说得直接一点，国防建设与军事投入都要动用社会资源，而且国防建设属于“只投入不产出”的纯消耗类建设，只能由可用社会资源承担。在总量不如美国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建设速度肯定比不上美国。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日全面战争，很有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光了积累的财富，那么在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遇到巨**烦。对美国来说，需要的也就二十到三十年。只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美国就有足够的信心在对抗中击败中国。
这一幕，在历史上出现过。
二十世纪七零年代，美国受越南战争拖累，加上第三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美国经济进入冰河期，而前苏联则在此期间发展壮大，工业生产规模一度接近美国，结果却在八零年代出兵阿富汗，八年战争耗光了全部社会财富，直接导致改革派在八零年代末上台，最终导致前苏联解体。
也许，中国不会解体，但是肯定会丧失挑战美国的能力。
到时候，中国将不得不接受由美国牵头重新划分的国际秩序，接受由美国领导全球局势的既成事实。
对中国来说，这是更加糟糕的结果。
要知道，如果不能制订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中国就无法解决国内问题，迟早会因为内部动荡沦落为三流国家。
当然，美国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不管战争结果如何，即便中国战败了，日本也会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威胁。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与日本都要首先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不可能挑战美国，也就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
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果，对美国都有好处。
比如日本战败了，美国可以通过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获得难以估量的好处。当初中国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就获得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日本的人口是朝鲜的六倍，国民素质比朝鲜高得多，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美国至少能确保在未来二十年之内，有一个足够坚固的经济增长点。
说白了，在战争爆发前，美国就已稳操胜券。
看清楚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要推波助澜了。
换个角度看，同样不难明白，为什么易援朝等人坚决反对向日本开战，而是坚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纷争。
问题是，易援朝只看到了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
中日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地步，坚持和平主张，等于搁置现有问题，让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毫无疑问，中国肯定拖不起，因为中国需要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拖下去，结果将更加悲惨。
正是有了这个认识，从傅秀波到黎平寇，都奉行强硬外交。
只是，黎平寇面对的局势，要比傅秀波当年严峻得多。
所幸的是，黎平寇手里的资源也要比傅秀波多得多。
当初，在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傅秀波犹豫了一个星期，几乎是一夜白头，对军事斗争没有半点把握。
不是傅秀波不相信军队，而是中国军人没有自信。
现在，黎平寇基本上不用操心军事问题。
打赢日本没有任何悬念，对黎平寇来说，关键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能否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显然，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这个政治决策中，军事手段只能作为参考。
毫无疑问，全面的、完善的、具有可行性的战争计划是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这个重任，落到了牧浩洋肩上。
腾耀辉完全兑现了承诺，不但没有干预牧浩洋的战争准备工作，还在年初提出，由牧浩洋全权负责对日作战。
与当年的陆风烈一样，腾耀辉只负责后方工作，充当牧浩洋的“后勤总管”。
得益于此，牧浩洋在二零三三年七月份，也就是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后，就开始制订战争计划。只是在二零三四年六月底之前的一年间，因为装备建设工作没有完全落实，所以仅限于战略层面。
随着装备建设逐步到位，进度在预期之中，牧浩洋才开始制订详细的战役计划。
对牧浩洋来说，这算得上是轻车熟路了。
十月份，在黎平寇做出了战争决策之后，牧浩洋开始落实各项战役计划。
经过两个月努力，十二月中旬，牧浩洋先向腾耀辉提交了完整的战争计划，然后由腾耀辉提交给黎平寇。
这么做，主要是尊重腾耀辉。
以当时的情况，牧浩洋完全可以直接把战争计划交给黎平寇。
只是，黎平寇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或者说开战的政治时机还没成熟，因此牧浩洋制订的战争计划还欠缺最后一个必要条件。
第五十六章 窗户纸
第五十六章 窗户纸
二零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对日第五次核查结束。
当天下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团中国首席代表就向媒体宣称，第五次核查依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即中方提出对可疑设施进行突击检查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连核查常态化都被否决，中国将对此采取必要措施。
这下，事态严重了。
在九月份的第四次核查结束之后，中国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外长杜小蕾就表示，如果第五次核查仍然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将针对日本的秘密核武器计划，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当时，就有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中国官员再次发出威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即将采取实质性行动。
两天后，在日本谈判代表团单方面退出之后，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谈判工作宣告破裂。
可以说，这是日本当局在战争爆发前，采取的最不明智的行动。
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退出资源谈判，主要想借此向中国施压，或者转移中国的注意力，把核查问题化小，但是日本过高的估计了东海油气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就高估了此举的意义。
必须承认，这是日本在外交战场上的一大败笔，或者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大胜利。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认为，中国急需东海油气资源，因此不会跟日本翻脸。
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就是，中国在资源谈判上表现得非常理智。
当时，中国甚至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比如按照日本的提议，以双边在中性海域周边的实际控制区域面积来划分油气资源。这就意味着，日本至少能获得百分之四十五，而中国只能获得百分之五十五。在此之前，中国的底线是三七开。也就是说，仅此一点，中国就让出了百分之十五的资源。根据中性海域已经勘明的油气资源计算，百分之十五份额的经济价值在一千五百亿美元左右。如果算上未勘明，但是理论计算存在的油气资源的话，经济价值在三千亿美元以上。
也许，这些油气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大，但是战略价值非常突出。
以中日两国的油气消费来看，价值三千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气，至少能弥补中国在未来十年内的消费增长量、或者是日本在未来十八年内的消费增长量，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总规模在五万亿美元左右。
正是如此，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东海的油气资源。
事实上，这些人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零三四年七月底，第一座商用聚变核电站在江西的赣州开工，第一期工程预计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装机容量为五千五百万千瓦，年发电量高达四千亿度，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二零三三年的电力缺口大约为三千四百亿度。也就是说，该电站建成之后，将彻底解决长三角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与之配套进行的，还有从赣州经南京到上海，途经苏州等工业城市的二千千伏超高压骨干电网，一百千伏支线电网则将通往杭州、宁波、温州等工业区，整个工程也将在二零三五年底竣工。
有此可见，中国即将进入聚变能源时代。
虽然中国不可能一步跨入聚变能源时代，但是石油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大降低。
比如，二零三四年底，黄瀚林签署了“国务院第十四号令”，对国家能源战略发展做出了明确规划，将在二零三五年审议十八个聚变核电站项目，在二零四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