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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中，陆战队遭受的损失并不大。
只是，战斗还没结束。
下午两点不到，在陆战队官兵均认为日军已经无力反击的情况下，战斗再次打响，日军以陆战队没有料到的方式发起了进攻。
当时，日军用人力，在三天之内，挖掘了一条从折钵山直通机场的地下坑道
必须承认，日军确实非常顽强。
为了破坏机场，日军在坑道尽头堆积了数吨烈性炸药。
猛烈的爆炸，在地上留下了直径超过两百米、深达二十多米的弹坑，导致附近十多个地下掩体内的上百名陆战队官兵全部阵亡，还震塌了另外二十多处地下掩体，导致近三百名陆战队官兵伤亡。
爆炸发生之后，隐蔽潜伏到阵地附近的两百多名日军发起了冲击。
这个时候，炮火打击已经没有用了。
在双方兵力交错在一起的时候，战舰也不敢轻易开火。
因为战斗发生得非常突然，所以绝大部分陆战队官兵非常仓促的投入了战斗，在冲上地表阵地之前，只有少数服用了抗辐射药物，绝大部分都没有穿戴防辐射服，直接在烈日之下与日军交战。
战斗持续到…半左右，随着最后一名日军被消灭，陆战队官兵才退入地下掩体。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庞跃龙在战斗结束后立即下达命令，禁止任何官兵暴露在地表阵地之上，只有做好防护准备的军医去救治伤员。至于阵地上的官兵遗体，只能等到天黑后再做处理。
在这场战斗中，陆战队阵亡官兵一百八十七人，伤残二百六十五人。
此外，还有近五百名官兵因为在烈日下暴晒超过一个小时而严重灼伤，其中三百多人在两年内病亡。
这是登陆硫黄岛以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斗。
在此之前，陆战队阵亡数字还不到一百
虽然在战争结束之后，庞跃龙主动承担责任，没有让基层军官受到牵连，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主要责任就在基层军官身上。根据战后调查，在中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大部分基层军官没有保持警惕，而是让退回地下掩体的士兵脱下了防辐射服，部分基层军官还以汇报战况为名离开了指挥岗位。如果当时保持了最高警惕，严格按照战术安排部署防御，比如轮流安排岗哨，日军不可能偷袭得手。如果基层军官都在指挥岗位上，在战斗爆发后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士兵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更不会让这场对付仅有两百名日军的小规模战斗持续一个半小时。
当然，庞跃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比如，在此之前，庞跃龙认为日军退守折钵山，已经丧失了反击能力，所以把陆战队的装甲部队全部放在折钵山附近，部署在机场周围的只有少数自行高射炮，而且这些高射炮的主要任务是轰击折钵山上的日军火力点。如果当时在机场附近有一支装甲部队，哪怕只有几辆坦克，或者是步兵战车，日军的反击就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日军甚至没有勇气发起反击。
要知道，日军手里没有合适的反装甲武器。
即便日军发动反击，在坦克、战车等装甲兵器的支撑下，陆战队官兵也能更加从容的投入战斗。
吃过苦头之后，庞跃龙立即调整了防御部署。
当天下午，他就向机场增派了一个坦克排，把几辆坦克设为固定火力点。
只是，在此之后，日军再也没有发动像样的反击，最多躲在折钵山上，向几公里外的陆战队官兵打冷枪。
当时，日军也没有多少兵力了。
在二十七日下午的战斗结束之后，困守折钵山的日军只剩下了不到两百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伤员。
因为没有抗辐射药物，所以这些日军的处境非常艰难。
说得直接一些，幸存下来的日军，都遭受了严重的粒子辐射，即便陆战队不打过去，再过几天也会完蛋。
根据日军的作战记录，当时半数以上的幸存者身上已经出现了辐射病症状。
陆战队占领折钵山的时候，仅有二十二名日军官兵幸存了下来。虽然他们都被立即送往“孙思邈”号医疗船，得到了及时救治，但是没有一个活到一周之后，全部死于严重的辐射疾病。
当然，这二十二名日军官兵也没有白死。
通过他们，“孙思邈”号上的军医掌握了粒子辐射病后期症状的主要特征，获得了治疗粒子辐射病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开发更高效的抗粒子辐射药物提供了帮助，也为拯救更多人打下了基础。
当然，中国军医在这二十二名日军战俘身上做了些什么，根本没人知道。
十多年后，一名在“孙思邈”号上服役，参加过硫黄岛战役的军医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为了获取更多的病理材料，在日军战俘上使用了多种还没有进行过临床实验的药物，并且设法延长了他们的生命。此后，四具保存得比较完好的战俘遗体被送回国内，供辐射病理学专家解剖分析。
只是，中国官方从未承认，而是宣称海葬了日本战俘。
显然，这是一起丑闻。
只是比起后面发生的事情，这就不算什么了。战后，中国率先开发出能够有效控制粒子辐射病症的药物，至少拯救了数十亿人，或者说延长了数十亿人的生命，而针对粒子辐射病症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这个白天，牧浩洋过得一点都不轻松，到最后却白忙活了一场。
直到太阳落山，前出的“南宁”号驱逐舰，以及前往休恩群岛待命的炮击编队都没有发现日本舰队。
牧浩洋不得不相信，日本舰队没有从新喀里多尼亚北面通过，而是在南面转向。
日落后，牧浩洋下达了转向命令，让航母战斗群沿着所罗门群岛北面航线，向西北方向航行。
七点不到，两艘航母出动了第一批侦察机。
因为可以肯定，日本舰队已经在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第一批侦察机的数量提高到了三十架。
如果能够及时找到日本舰队，就能在天亮前发动攻击，甚至有机会发起两次攻击。
为此，牧浩洋让晏鹰搏重点搜索新喀里多尼亚岛以东海域，特别是从南面向东航行的主要航道。
按照牧浩洋的判断，如果日本舰队在新喀里多尼亚南面转向，肯定不会急于北上。
如此一来，日本舰队就很有可能直接向东航行，绕个大圈子，避开危机四伏的所罗门群岛。
显然，牧浩洋忽略了新喀里多尼亚西北海域。
在航母战斗群转向的时候，卓誉铭指挥的炮击编队也转向了，按照牧浩洋的安排，以三十三节的最高速度，向所罗门群岛东南方向航行，争取在十点之前与航母战斗群汇合，为航母提供掩护。
要知道，日本舰队里有一艘航母，有能力在夜间攻击第二舰队。
没有巡洋舰与驱逐舰掩护，航母战斗群很容易遭到打击。
这个时候，牧浩洋与卓誉铭都没料到，敌人就在眼前
入夜的时候，“赤城”号已经在瓜岛南面大约一百二十公里处转向，按照日本舰队指挥官设定的航线，准备从马基拉岛东南北上。也就是说，“赤城”号航母战斗群实际上在牧浩洋的屁股后面。
八点左右，“赤城”号航母战斗群离马基拉岛不到五十公里了。
这个时候，卓誉铭指挥的炮击编队在马基拉岛南面大约七十公里处，与“赤城”号航母战斗群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一百公里，而且双方的速度都在三十节以上，相对逼近的速度在四十五节左右。
如果双方都没转向、减速，一个小时内就将遭遇。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双方指挥官都没料到，会在这里撞到一起。
第三十四章 炮战
第三十四章 炮战
对卓誉铭来说，这个晚上绝对不平静。
九点三十分左右，前出的“广州”号驱逐舰发现了日本舰队，但是没有立即做出准确判断，认为那是牧浩洋率领的航母战斗群。
收到驱逐舰发出的报告，卓誉铭有点惊讶，因为按照牧浩洋的安排，航母战斗群已经绕过了马基拉岛，不会出现在这一海域。只是，卓誉铭也没有立即做出准确判断，一是通信还没恢复，无法得知航母战斗群的准确位置，二是所有战术预判都认为日本舰队在新喀里多尼亚附近，而不是在所罗门群岛附近。
结果就是，卓誉铭让“广州”号驱逐舰发出了询问信号。
当然，他没有收到回复。
原因很简单，“广州”号驱逐舰使用的是定向通行设备，而日本战舰根本无法截获激光通信信号。
这个时候，卓誉铭仍然没有下令开火。
不管怎么说，战场上总存在预料之外的情况，比如离“广州”号较近的那艘战舰没有启动定向通信设备，或者是出了故障，或许是航母战斗群临时调整了作战行动，导致作战计划出现意外。
这个时候，日本舰队指挥官却识别出了出现在后方的战舰。
没什么好说的，在珊瑚海上，就没有别的日本战舰了，因此遇到的战舰，肯定不属于日本海军。
因为这里已经非常靠近所罗门群岛，所以也不大可能是澳大利亚的战舰。
问题是，日本舰队指挥官也没有做出正确判断。
因为“广州”号前出数公里，“赤城”号航母战斗群与炮击编队都保持无线电静默，所以日本舰队没有发现“广州”号后面的四艘巡洋舰与六艘驱逐舰，也就不知道是不是遇上了中国舰队。
更重要的是，遭遇之后，“广州”号没有转向逃离，也没有向日本舰队开火。
这让日本舰队指挥官相信，“广州”号只是一艘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驱逐舰，中国舰队肯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做出这个判断后，日本舰队指挥官果断的下达了开火命令。
此时，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想保持隐蔽，就得赶在“广州”号发出电报之前将其击沉。
事实上，日本舰队指挥官觉得有点幸运，因为在他下令开火的时候，“广州”号没有发出电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及时击沉“广州”号，或者是打掉其通信设备，就能避免被中国舰队发现。
问题是，有可能及时击沉“广州”号吗？
率先开火的是位于“赤城”号航母战斗群最后面的一艘驱逐舰，而且该驱逐舰在发射反舰导弹之前，首先使用了舰炮。
距离不到二十公里，舰炮比反舰导弹更有效。
此时，已经是九点三十四分。
观察到日本战舰上的炮口闪光后，“广州”号舰长立即下达了转向规避命令，同时启动战舰的自动防御系统，向后方大约十公里处的“重庆”号发出战斗信号，并且启动主炮向日本战舰还击。
这下，再无悬念了。
收到“广州”号的战斗信号，大概是担心误伤友军，卓誉铭仍然没有立即下达开火还击的命令，而是让各艘战舰启动对海搜索雷达，以定向探测的方式，确定遭遇的是否是日本舰队。
同时，十艘战舰各出动了一架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一是前去判明身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