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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理论值。
与造船能力有关的，还有造船工人、特别是熟练技术工的数量，钢铁生产能力，电力生产能力，机械生产能力等等。只有在这些因素得到相应提高的情况下，总体造船能力才能达到理论值。
显然，这不是军方能够办到的事情，而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所幸的是，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造船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一大电力生产国、第一大机械生产国，而且中国造船厂的效率也名列世界前矛，只要采取相应措施，比如提前储备人力资源，在战时进行动员，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总体造船实力，让国家战争机器全速运转。
除了提高造船能力，剩下的五千多亿元，也花到了该花的地方。
比如，沈飞与成飞各得到了八百亿元的基建经费，把J…31/J…33与J…30/J…32的生产线各增加了一条，确保在战保障时情况下，能够达到年产八千架战斗机的水平，并且确保每条产线都足额配备技术工人。显然，后者才是重点，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每条产线上只需要三分之一的技术工人就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世界大战爆发后，成飞与沈飞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比如半年之内，再扩充四条产线，把战斗机的年生产能力提高到二万四千架，并且以每年都能扩充一倍以上。
此外，在这一千六百亿的特殊拨款中，大概三百亿元用来启动第六代战斗机研制工作。
没有这笔钱，第六代战斗机最快要到二零四五年底，也就是二零四五到二零四六财年度才会列入装备计划。
有了这笔钱，意味着第六代战斗机能提前一年上天。
在谁也不知道世界大战将在什么时候爆发的情况下，提前一年获得新式战斗机，绝对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时，还有大约二千二百亿元用于扩充军事基地的容纳能力。
别的不说，横滨港就因此在两年之后，成为了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前沿战略港口，而浩洋港、加勒港、瓜达尔港、那霸港与舟山海军基地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扩建。还有八座海外空军基地、四座海外陆战队营地、四座海外陆军基地也得到了足额基建拨款。连当时刚刚租借给中国的苏比克湾也开始大兴土木，在三年后成为了一座综合性军事基地。
很多人在评价牧浩洋的时候，都记住了他在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却没有记住他在军事基础建设上做出的重大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讲，牧浩洋在二零四四年做的事情，为中国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牧浩洋在二零四四年的英明决定，花数千亿元去增强军事基地与军事工业的基础设施，那么在随后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肯定无法爆发出远远超过美国的战争潜力。
即便是牧浩洋本人，也认为他在二零四四年做的事情最为重要。
当然，在二零四四年，牧浩洋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对印战争。
作为总参谋长，牧浩洋没有想过去指挥这场战争，毕竟他已经在战场上立下了足够辉煌的功劳，军事指挥才能已经得到了承认，即便再打一次胜仗，也不会带来更多的荣誉，反而会耽搁他人前程。更重要的是，牧浩洋非常清楚，即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他担任总参谋长期间爆发，他也不可能独自挑起大梁。中国军队需要一名无往不胜的统帅，更需要大批常胜将军。
正是如此，六月初的时候，牧浩洋正式向黄瀚林提名，让戚凯威担任对印作战总指挥。
结果却大出他所料，黄瀚林直接驳回了牧浩洋的请求，而是任命他为总指挥，并且由他全权任命各级指挥人员。
这让牧浩洋非常恼火，甚至让他觉得，黄瀚林在故意给他制造麻烦。
别的不说，戚凯威对这个位置觊觎已久，他显然不会知道这是黄瀚林的安排，就算知道了也会认为是牧浩洋影响了黄瀚林。虽然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关系非常不错，加上黄峙博还经常请两人过去喝茶，但是真要闹出矛盾的话，两人说不定会斗得你死我活，而这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问题是，牧浩洋无法改变元首的决策，而且黎平寇也支持由他出任总指挥。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牧浩洋只能任命戚凯威为地面作战总指挥，并且在昆明建立地面作战司令部，全权任命指挥人员，并且全权负责地面作战行动。母祁铁仍然是空中作战总指挥，司令部也设在昆明，配合与协助戚凯威。在周渝生拒绝之后，牧浩洋只能任命章玉廷为舰队作战总指挥。
至于他自己，则留在总参谋部，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负责协调工作。
第六十章 精锐之师
第六十章 精锐之师
在牧浩洋安排指挥机构的时候，陆军与空军的换装工作也开始了。
首先换装的陆军部队是部署在重庆的第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也被戚凯威选为对印作战的头号部队。
这里，不得不提到腾耀辉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做出的最大贡献。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想做，却没有做成功的事情，即用战区制替代军区制。
从性质上讲，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军队的职能。军区制，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国内稳定与保卫国土，属于典型的战略防御型军事结构。战区制的主要职能是捍卫本土与维护国家利益，属于典型的战略进攻型军事结构。
可以说，用战区制取代军区制，正是中国军事力量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黄峙博发起的军事改革，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一支战略进攻型军事力量。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战略转型有关。
在黄峙博之前，中国的主要利益在国内，即以本土防御战略为主。在黄峙博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步提高，急需一支具备战略进攻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
可惜的是，如此重大的军事变革，仅仅十五年肯定不够。
离开总参谋部的时候，黄峙博只为接下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剩下的事情，就轮到腾耀辉来做了。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积极支持腾耀辉出任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因为腾耀辉是海军将领，而且是“大海军主义者”，注定他是一名积极主张战略进攻的军事统帅，也就会完成黄峙博的军事改革。
同样的，这也是黄峙博在退役后一直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军事改革，重点不是海军与空军，因为与陆军相比，海军与空军的根基都不够扎实，所以是军事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相反，陆军的影响力足够大，而且注定会在军事改革中遭受损失，所以陆军才是军事改革的阻挠者。腾耀辉是海军将领，在陆军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黄峙博。如此一来，只有黄峙博坐镇北京，挡住那些阻挠军事改革的陆军将领，腾耀辉才不会受到影响。
即便如此，这轮军事改革进行得也很不顺利。
有本质上的变化，肯定就有形式上的变化，而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撤消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七大军区。
要知道，在腾耀辉当上总参谋长之前，海军与空军基本上脱离了军区。
也就是说，七大军区，实际上是以陆军为主。
撤消军区的话，意味着数百名将领、数万名校官、十数万低级军官要么退役、要么打入冷宫、要么丢掉职务，这等于一下动了几十万人的蛋糕，特别是军区制的既得利益者，即七大军区的主要将领。
为此，腾耀辉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
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集团军固定隶属于某个军区的陈规，首先把卫戍北京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派往南京军区，然后陆续对所有集团军重新做了部署，切断了军区与集团军的直接关系。随后，腾耀辉开始裁减陆军规模，把十一个甲类集团军缩减为八个，七个乙类集团军全部并入甲类集团军，借此机会对集团军指挥阶层大换血，从而切断了集团军内部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最后，腾耀辉才在新的陆军指挥体系下，逐步把一些军区合并为战区司令部，比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与济南军区合并为中央战区司令部，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为南方战区司令部，成都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西部战区司令部，另外增设了印度洋战区司令部与西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必须承认，在对日战争爆发前，腾耀辉的改革并不彻底。
为了降低军队的抵抗情绪，腾耀辉保留了大部分在职将领，结果就是，五个战区司令部都人满为患。
直到对日战争爆发后，腾耀辉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裁减人员，特别是高级将领。
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陆军的在职将领总人数已经由七千多人减少到了四千多人，而且平均年龄由五十三岁降低到了四十一岁。
当时，腾耀辉做的最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裁减掉所有非指挥性质的将领。
说得直接一点，主要就是针对文工部队。
在腾耀辉之前，中国陆军中，仅文工部队就有两百多名将军，而这些人不但不会领军作战，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军人，而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唱歌跳舞，搞些娱乐活动。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将军，那么中国军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对于稳定军心来说，也必须禁止非指挥人员晋升为将领。
在退役前，腾耀辉还推动了“国防法补充案”，对将领性质做了明确规定。
直到二零四一年前后，腾耀辉才基本上完成了由黄峙博规划的军事改革，建立起了以战区为主的指挥体系。
当然，与军区制相比，战区制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五大战区司令部都没有常备作战部队，所有作战部队，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还是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都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只是在有作战需要的时候，由总参谋部分派给战区，并且接受战区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
可以说，这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灵活性。
同时，这也提高了对军人素质的要求。
要知道，在军区制下，各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基本上不用考虑到其他军区所在地方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建设与训练的时候，主要针对本军区内的独特情况。比如，沈阳军区的部队就主要针对在东北平原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寒冷条件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而广州军区的作战部队则主要针对在南方水网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炎热潮湿气候下的作战能力，从而导致两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在装备、训练、人员素质、战术战法、甚至是官兵的文化观念都有很大区别。
如果仅仅为了保卫本土，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要想在面向全世界的战争中取胜，这就是个大问题。
说得严重一点，像第三十九集团军这样的王牌部队，拉到南方丛林战场上，恐怕连游击队都打不过。
问题是，谁能保证中国军队不会到陌生环境下作战。
因此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国家、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下进行的战争，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