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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时机，导致再好的准备工作都变得毫无价值。
战后，就有一些军事学家认为，如果以军能在十一月五日发动进攻，而不是纠缠于西奈半岛上的埃军残余部队，那么在第十三集团军进驻叙利亚之前，以军就有很大的把握攻占大马士革。部分军事学家甚至以此做出推断，即在得到美国直接援助之后，以色列有足够的能力在中东击败中国军队。虽然更多的军事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大多认为，如果以军能够及时攻占大马士革，肯定会改变战争历程，至少会迫使中国向中东增兵，从而破坏中国的总体战争计划。客观的讲，后一种可能确实存在，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很难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在叙利亚的广袤沙漠里与以军鏖战，最好的选择是撤回伊拉克，在兵力增强之后再发动进攻。果真如此的话，中国陆军至少得把第三三三预备集团军派过去，而且得非常及时的派过去。显然，这就得动用大量战略空运力量，从而对中国军队在其他方向上的部署产生影响。
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以色列在第十三集团军到达之前攻占了大马士革，中国很有可能在战争的前两年内被迫采取战略防御。原因很简单，只要以色列稳住了战局，美国最多只需要增派一到两个师的地面部队，以及少量空中力量，之前部署在亚丁湾的第四舰队肯定会前往东印度洋，堵住中国舰队进入印度洋的通道，或者抽调一支舰队前往西太平洋，协助美军陆战队在年内发动战略进攻。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意味着中国的战略被动局面将维持到二零五三年。随着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全面开始，中国在二零五三年首先要考虑的将是如何进行本土防空。
由此可见，“约叙战役”的战略意义远大于战术意义。
战斗打响之后，即便情况严重不利，以色列国防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都失之交臂。
十六日凌晨，以军首先在戈兰高地方向上发起猛攻，随即在南黎巴嫩发动进攻。
巴拉姆的意图很简单，通过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猛攻，消耗敌人把预备队投入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
对于一场战略性质的进攻来说，打掉敌人的预备队比突破敌人的防线更加重要。
要知道，只要敌人有足够的预备队，就能及时堵上防线上的缺口，而进攻一方则得在防线上消耗更多的兵力。
战后，曾有人就此指责巴拉姆，说他葬送了以军。
在这些人看来，巴拉姆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战术不但不具备运动战的特点，反而退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即以打阵地消耗战为主，而运动战本身就是以军的强项。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巴拉姆应该集中力量撕开叙军防线，然后进行大纵深突击。
显然，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
经过叙利亚国防军十五年苦心经营，再加上以军之前的防御部署，戈兰高地早就变成铁板一块了，根本没有适合进行装甲突击的条件，连可以供装甲部队推进的道路都不多，自然谈不上纵深突击了。
事实上，如果有把握在戈兰高地上取得突破，巴拉姆根本不会另辟蹊径。
从战术上讲，巴拉姆没有犯错。
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给叙利亚国防军制造了巨大压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叙军百分之六十的预备队被派往戈兰高地。由此可见，以军在戈兰高地上的猛攻已经达到了巴拉姆的预定目的。
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戈兰高地，而是南黎巴嫩。
天亮之前，充当先头部队的第七装甲旅就在南黎巴嫩境内前进了三十公里，完成了当晚的突击计划，前往不远处就是贝卡谷地的南入口了。问题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七装甲旅停了下来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第七装甲旅停止前进的主要原因是遭到了真主党的顽强抵抗。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原因。最大的问题是，原本应该紧随其后的第一八八装甲旅在感受到两翼受到威胁之后，在突击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放慢了前进速度，开始向两翼扩大突破口。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第七装甲旅与第一八八装甲旅之间有一条大约十公里宽的缺口。
毫无疑问，这是一道致命的缺口。
能征善战的以军前线指挥官非常清楚，如果这道缺口一直存在，那么第七装甲旅进入贝卡谷地之后，很有可能被埋伏在此的叙军包围，而第一八八装甲旅不见得能够及时跟上来解围。
当然，叙军要想歼灭第七装甲旅几乎不可能。
问题是，如果先头部队被围，那么以军在贝卡谷地方向上的进攻也就得停顿下来。
要知道，贝卡谷地就那么大个地方，两侧都是崇山峻岭，根本没有足以让以军进行战术回旋的余地。
以军指挥官有两个选择，一是冒险孤军深入，二是等待援军跟上。
显然，第七装甲旅的指挥官选择了后者。
这一等，就足足等了六个小时。
直到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在第一八八装甲旅的先头部队到达后，第七装甲旅才继续向北挺进。
这六个小时，对这场战役的最终结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战斗打响后，蒋博文立即收到了以军向贝卡谷地突击的消息，只是空中侦察情报表明以军主力仍然在戈兰高地南面，即约旦河西岸。由此不难判断出，以军在贝卡谷地方向上的进攻只是佯攻。
当然，这仍然让叙军总参谋长心惊不已。
凌晨四点，叙军总参谋长就要求蒋博文派遣部队去增强霍姆斯的防御。
蒋博文答应得非常爽快，表示已经派遣预备队赶往霍姆斯，但是要求叙军首先在贝卡谷地北面设立防线，增派预备队，第十三集团军的机动部队只负责进行防御反击，阵地防御战得由叙军承担。
为了让叙军总参谋长放心，蒋博文还让一名参谋带着叙军参谋去视察了部署在大马士革郊外的军营，让叙军相信，第十三集团军在大马士革留下了足够多的预备队，而且这些部队能在数个小时内赶到霍姆斯。
这一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然，这不仅仅有蒋博文的功劳，还有虞世辉的功劳。
作为中国中东军团总司令，虞世辉中将在十四日到达大马士革，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指挥第十三集团军作战，而是充当叙军总参谋长的高级顾问。说得直接一点，就是去增强叙利亚军队的信心。
当时，虞世辉明确向叙军总参谋长表示，第十三集团军有足够的能力击败以军。
叙军总参谋长可以不信任出道不久的蒋博文少将，但是不会怀疑曾经跟随戚凯威，在十五年前协助叙军取得辉煌胜利的虞世辉中将。再说了，虞世辉与叙军总参谋长有非常深厚的私人交情。
事实上，当时蒋博文派往霍姆斯的就是那两支突击集群。
此外，第十三集团军留在大马士革的也只有两支突击集群，其他的作战部队在十五日夜间全部南下了。
可以说，蒋博文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打法。
如果他的判断有误，那么叙利亚丢掉的将不仅仅是戈兰高地与大马士革，霍姆斯以南地区都将被以军包围。
万幸的是，他的判断没有错。
更重要的是，叙军总参谋长被虞世辉说服，在凌晨五点之前，就从大马士革抽调了两个师前往霍姆斯，加强贝卡谷地北面的防线。
这一部署，在随后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三十四章 矫枉过正
第三十四章 矫枉过正
第七装甲旅在贝卡谷地南面耽搁了六个小时，不但使推进行动受阻，还对以军的总体进攻行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第七装甲旅几乎葬送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众多观点中，有一种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即第七装甲旅的指挥官过度高估了叙军的战斗力。
事实上，这不是第七装甲旅的问题，而是整个以色列国防军的问题。
可以说，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能够正确评价埃军与叙军作战能力的以军将领不会超过十位。虽然巴拉姆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很有可能是最冷静、最清醒的一个，但是改变不了其他以军将领的观念。
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军花了五年时间进行检讨与总结。
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就是：以色列军民从上到下，都严重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导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这个总结本身没有错，可是在改正过错的时候，以色列又矫枉过正了。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陆军装备采购上。当时，以色列不但把所有M27A1改进到A3的级别，还在大量采购M27A3与“梅卡瓦7”的时候，耗费巨资与美国共同研制新一代地面作战系统，似乎认为只有新一代地面作战系统，才能在性能上超越对手，使以色列国防军再次掌握质量优势。事实上，埃及与叙利亚没有获得中国陆军的地面战平台，而且对已有主战装备的改进也不彻底。在装备性能上，M27A3与“梅卡瓦7”已经比埃及与叙利亚的先进了许多。特别是“梅卡瓦7”，作为以军、乃至西方第一种采用电磁炮的主战坦克，在火力上并不比地面战平台差多少。
可以说，在第五次中东战争后的十五年里，以军对敌人的评价一直过高。
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以军在作战的时候显得异常小心谨慎，完全没有第五次中东战争初期那种灵活性可言。
事实上，以军在西奈半岛上进攻不利，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埃及军队全面撤退的时候，绝大部分以军前线指挥官没有下达追击命令，少数几支追击的以军又兵力不足，很快就被埃军的反击打了回来，而指挥西奈作战的克拉克中将不但没有命令前线部队快速追击埃军，反而一再命令稳步推进，不得进行战术冒险。
在总结这场战争的时候，很多人都忘记了以军在西奈半岛上的表现。
可以说，如果以军仍然是十五年前的那支部队，那么西奈半岛上的战事肯定能在十一月五日之前结束。
当然，在贝卡谷地，这个问题再次暴露了出来。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当时叙军在贝卡谷地的兵力不会超过两万人，以步兵为主，而且大多分散活动，根本没有明确的防线。更重要的是，这些叙军的主要任务不是抵挡北上的以军，而是对真主党游击队进行训练，并且协助游击队控制贝卡谷地，对亲美的黎巴嫩当局制造压力。
显然，这样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给以军制造太大的麻烦。
问题是，以军还真把这支叙利亚军队、以及更加不堪一击的真主党游击队看成了威胁。
当时，以军甚至认为叙利亚已经向贝卡谷地部署了一个装甲师与两个步兵师，设置了伏击圈。在以色列空军提供的侦察情报中甚至提到，叙利亚在大马士革西北部署的重兵，就等以军进入贝卡谷地，然后从安杰尔山口插入，切断以军的后方交通线，围歼进入贝卡谷地的以军。
事实上，当时部署在大马士革西北的是刚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