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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战爆发时，印度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向中国出口数万亿元的货物，同时从中国进口数万亿元的产品。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成衣、生态农产品、家具与装饰品，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主要是工业机器、汽车、飞机、高端电子产品、新型船舶与工厂农产品。
频繁的双边贸易往来，已经使印度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体。
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印度不但建立起了轻工业体系，还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大战爆发的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四千七百万吨。
虽然与真正的工业强国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同一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八亿吨、美国为…二亿吨、俄罗斯为一点七亿吨、欧盟为二点四亿吨，连巴西与南非都超过了一亿吨。但是纵向比的话，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印度的钢铁产量也就只有五千万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在重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其地位大幅度提高。
要知道，战争期间，重工业至关重要。
别的不说，到二零五四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突破了五亿吨，可实际需求却高达五点八亿吨。这一年，印度的钢铁产量达到了一亿吨。也就是说，印度的钢铁产量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
事实上，印度真正的重要性，还是在其轻工业上。
当然，牧浩洋并没认识到这一点。作为总参谋长，他在乎的只是印度的重工业能够为中国的战争机器提供多大帮助。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中国能在战争期间保持国内稳定，最大的功臣就是印度，准确的说是印度的轻工业，因为正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轻工业产品，确保中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不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比大战爆发前有所提高。也正是有了充足的生活物资供应，中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大战期间保持稳定，也才能倾尽所能的进行军事投资。
所幸的是，牧浩洋知道印度的重要性，不管其出发点是否正确。
也正是牧浩洋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就率先在地区经济体内采取行动。
要知道，美国直到二零五三年底，才在地区经济体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工作。
由此可见，黄瀚林任命牧浩洋为战争部长，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
以牧浩洋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舰队指挥官、也不仅仅是一名能够担当重任的总参谋长，更是一名出色的战争管理者。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第七十九章 另辟蹊径
作为战争部长，过问经济事务，明显有越职之嫌。要知道，在国务院中，有专门负责经济的部门。按照黄瀚林对战争部做出的职权规划，在经济问题上，战争部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直接干预。
当然，战争部有其独特的地方。
最独特之处就是，战争部不在国务院之下，而是一个与国务院平行的机构，更像是国务院与总参谋部的中间人，而且战争部长直接向元首负责，不向总理负责，在职务上明显高于国务院的部门。
由此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国防部该干什么？
事实上，战争部就是得到强化的国防部，而且在年底，战争部正式成立时，大部分人员就来自国防部。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黄瀚林成立战争部，而不是提高国防部的地位，主要还是为了绕过一个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问题，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冲突。如果直接提高国防部的地位，肯定会削弱总参谋部，而在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明显高于国防部。结果就是，黄瀚林只能绕过国防部，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而且让已经是总参谋长的牧浩洋兼任战争部长，以此整合国防部与总参谋部。
可以说，在政治手腕上，黄瀚林确实高人一等。
通过成立战争部，中国军事力量的两大指挥机构完成了无缝整合，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运作效率。
更重要的是，这避免了毫无意义的政治纷争。
当然，作为战争部长，牧浩洋的主要职责就是规划与使用军事力量。
在暂时没有大仗可打的时候，规划军事力量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客观的讲，在二零五三年底之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环境很不乐观，在战略上毫无优势可言。看得更长远一些，最快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在全面战争动员产生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在战略上夺得主动权。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也最多只能缩小战略差距。
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规划有关。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军建设，因为在中美对抗中，海军是第一力量，只有在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空军与陆军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压倒了一切。
别忘了，中国与美国之间隔着占了地球表面积一半的太平洋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靠近美国本土的前沿基地，而美国却在中国本土周围拥有大量前进基地。
从军事角度来看，美国只需要保持已有的海军优势，就能把重点转向空军与陆军，而中国却必须首先在海军上占据优势，才能获得让空军与陆军发挥作用的机会，即中国的军事战略处境远不如美国。
问题是，海军建设周期远超过空军与陆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在战略上最突出的缺陷。
要知道，建造一艘“泰山”级超级航母，就算不包括设计时间，而且完全按照战时标准施工，也需要两年。也就是说，即便中国海军在二零五二年底开始增加航母订单，也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能建成。
也正是如此，牧浩洋认为中国海军要到二零五四年底，才有机会获得战略优势。
当然，这是非常乐观的估计，因为美国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甚至是更快的速度建造大型战舰。
十二月上旬，牧浩洋在战争部长位置上，签署的第一份部长令就是扩大“泰山”级航母的建造规模。
按照他签署的命令，四大主要造船厂除了在年内开工建造八艘“泰山”级之外，还要在二零五三年三月底之前开工建造四艘，并且在二零五三年六月底之前，完成四座新增大型船台的建设工程，争取在二零五三年九月底开工建造四艘超级航母，最终目标是在二零五三年底把能够建造超级航母的大型船台增加到二十座，在二零五四年底达到三十六座，使超级航母大批量建造。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宏伟，但是又非常难以实现的目的。
别的不说，大连造船厂、青岛造船厂、江南造船厂与广州造船厂就算扩建，也最多只能建设二十座大型船台。如果要继续扩大超级航母的建造数量，就得开辟新的造船厂，或者提高其他造船厂的建造能力，而这就绝对不是一年、甚至两年就能完成的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三年。
显然，牧浩洋的这道部长令，像是在拔苗助长。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也与紧迫形势有关。此后不久，牧浩洋就认识到了他所下达的部长令根本不可能完成，即便造船厂能够修建足够多的船台，配套工业设施也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造船需求。
结果就是，到二零五三年初，牧浩洋修改了这道命令。
按照他重新做的规划，四大造船厂的主要任务不是扩大造船规模，而是通过改进建造技术缩短船台周期。如果能把超级航母的船台周期缩短到一年之内，就算只有十六座大型船台也足够了。
事实上，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也就只有十六座大型船台在建造超级航母。
当然，海军要建造的不仅仅是航母。
客观的讲，如果中国海军把重点放在航母上，肯定无法在二零五四年底超越美国，因为美国有着规模更加庞大的航母建造计划，而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就拥有比中国更强的航母建造实力。
根据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在大战爆发时，第二批三艘“美国”级航母已经下水，预计在二零五三年六月完成舾装，第三批六艘“美国”级与第四批六艘“美国”级将分别在二零五三年年初与年底下水。随后，美国将建造一种更加庞大的航母，而且很有可能在二零五三年下半年开工，在二零五五年下半年服役。如此一来，就算牧浩洋在二零五二年底下达的部长令能够实现，到二零五四年底，美国海军依然拥有二十四艘航母，而中国海军最多只有十六艘航母。即便到了二零五五年底，美国海军的航母将达到三十六艘、其中十二艘将是新式超级航母，中国海军最多只有三十二艘航母、而且没有一艘是新式超级航母，双方舰队规模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扩大了。乐观估计的话，最快要到二零五六年底，中国海军才能在舰队规模上追上美国。
当然，这些评估，没有考虑到战斗消耗。
如果把战斗消耗算上去，而且中国海军继续保持之前的战绩，在二零五五年间，就有可能与美国海军持平。
问题是，谁能保证中国海军将常胜不败？
要知道，就算牧浩洋返回舰队，也只能指挥一支舰队作战，而随着舰队规模扩大，中国海军肯定不止一支舰队。
可以说，在做最坏打算的情况下，中国海军必须另辟蹊径，开辟新的竞争领域。
毫无疑问，必须是对中国有利的竞争领域。
当时，正好有一个选择摆在牧浩洋面前，即提高护航战舰在未来海战中的地位，充分利用护航战舰的价值。
为了搞清楚护航战舰的价值，牧浩洋在十二月底秘密组织了一次演习。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就是验证新式末段拦截系统对反舰导弹、反舰制导炸弹与大口径电磁炮炮弹的拦截能力。演习结果证明，口径为七十毫米的电磁速射炮能够有效拦截所有类型的反舰导弹、一千公斤级反舰制导炸弹。在适当改进之后，还能拦截两千公斤级反舰制导炸弹，只是效率并不高。要想对付两千公斤级反舰制导炸弹，电磁速射炮的口径必须提高到一百毫米。演习还证明了一个结果，七十毫米电磁速射炮对大口径电磁炮弹没有拦截能力，即便把口径增加到一百毫米，也只能应付低密度炮击，在高强度炮击中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这次演习的结果十分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海军的造舰计划。
演习结束一周后，也就是二零五三年一月四日，牧浩洋签署了第二份部长令，批准了另外八艘“黑龙江”级大型综合战舰的建造合同，并且要求各大造船厂在三个月内提交新式大型综合战舰的设计草案，争取在二零五三年下半年敲定建造方案，在二零五四年底之前建成服役。
随后，中国海军对航母战斗群进行了调整。
在第二批八艘“黑龙江”级大型综合战舰服役后，每支航母战斗群里的大型综合战舰增加到了四艘，而不是最初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