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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牧浩洋还是中国军队的军事统帅，战争部长的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但是戚凯威已经对他构成威胁。即便不为私利着想，牧浩洋也要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即今后的总体战略是否能够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可以说，这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存在的最大问题。
可惜的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比战胜美国还要困难。因为真正的结症，不是牧浩洋与戚凯威的分歧与斗争，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黄瀚林绝对不会让军人坐大。可是在战争期间，军队坐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此一来，黄瀚林就只能想办法控制住军队，让军队听从他的指挥。唯一的办法，就是为军队安排两个有着足够的才能、又有不可调和矛盾的领袖。说得直接一点，不管是牧浩洋、还是戚凯威，谁敢不听从政治指挥，谁就下课。
显然，黄瀚林的安排一直在发挥作用，因此中国军队一直在为政治任务服务。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是在妨碍军队作战。因为不管是牧浩洋主张的海洋战略、还是戚凯威主张的大陆战略，只要坚持走下去，都能取得胜利，而在两个战略之间转换，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可是这些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不受政府控制的军队，迟早会摆脱仅有的束缚，演变成军国主义。
别忘了，战争永远是政治斗争的手段。
只有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才是真正的军队，而纯粹为了战争而进行战争，那就是疯狂的战争份子了。
最后，这件事闹到了黄瀚林那里。
这次，黄瀚林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解决纷争：各打五十大板，再各给一根棒棒糖。
按照黄瀚林的安排，戚凯威兼任大陆战区司令，但是委任魏成龙为中亚战区司令，兼任前线总指挥。
事实上，黄瀚林把大陆战区拆分成了两个战区。
戚凯威的地位被削弱，魏成龙得到了重用，牧浩洋仍然别想插手大陆战场，因为魏成龙直接向戚凯威负责。
当时，黄瀚林还做出了一个决定：按计划在十一月上旬攻打所罗门群岛。
也就是说，整体战略计划没有变，要等到陆战队攻上所罗门群岛之后，陆军才在大陆战场上发动进攻。
对牧浩洋来说，这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原因很简单，黄瀚林的部署对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他提出的主张，得到了部分实现。
至少，戚凯威在跟他做对的时候，得考虑下魏成龙的感受了。
说得简单一点，在戚凯威得花心思处理陆军内部的问题时，牧浩洋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推行海洋战略。
现在，牧浩洋要做的，就是把陆战队送上所罗门群岛。
第一百五十九章 盟军
第一百五十九章 盟军
攻打所罗门群岛由海军与陆战队负责，所以与伊朗战场没有多大关系。
到十月底，陆战队的四个陆战师全部到达阿拉普港，四支登陆舰队也已聚齐，甚至连阿拉普港都修缮一新。
最重要的是，舰队终于回归了。
十月的最后一天，随着“嵩山”号上再次升起了中国海军旗，标志着中国海军恢复到了战争爆发时的水准。准确的说，是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因为七艘超级航母的作战能力基本上赶得上战前的十二艘航母了。
这个时候，美国海军依然只有三艘超级航母。
虽然有情报表明，美国加快了六艘“美国”级航母的整训工作，但是牧浩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美国海军没有资格挑战中国海军。五个月的时间窗口，足以在西南太平洋上取得重大胜利。
可以说，当时牧浩洋是很乐观的。
十一月一日，“嵩山”号驶离位于长江口的江南造船厂，在四艘反潜战舰掩护下全速开往冲绳岛，与四艘大型综合战舰会合后，将开往关岛，与提前两天到达的舰队会合，然后开赴战场。
这一天，牧浩洋也搭上了飞往德黑兰的专机。
他的任务，是去这座刚刚解放，还在进行重建的城市参加盟国军事首脑会议。
显然，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军事任务。
虽然在军事层面上，东方同盟集团的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只有一个核心，其他国家都是辅助力量，但是解决军事协作问题，仍然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毕竟中国不能把所有盟国都抛在身后。
从政治上讲，必须得尽快成立盟军司令部。
要知道，已经有很多盟国对中国单打独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
不是说，盟国的军人愿意上战场流血牺牲，毕竟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感到胆怯。要知道，当时在很多战场上，俘虏并没受到优待，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保障。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伊朗战场上，俄军早就开始处决战俘，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俘虏的游击队员。在中东战场上，以色列国防军也秘秘密处决了一部分战俘，主要是阿拉伯军队里的极端份子。同样的事情，东方同盟集团的军队也在做，比如在非洲之角，巴基斯坦军队就处决过一些协助美军的当地武装份子，而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与远东，根本没有给予俄军战俘必要的生存保障。
关键是，如果不出力，谁也别想在战后分到红利。
事实上，这也正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最担心的事情。
当时，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中国提供给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的援助，明显比其他国家多，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的力最大。当时，巴基斯坦已经出兵六十万，其中五十万在伊朗，斯里兰卡则出兵二十万。
在盟国看来，中国的援助，与出力大小有直接关系。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所有盟国都提出，应该均分参战机会，让所有国家的军队都上阵出力。
当然，在政治家眼里，这完全是一笔经济账。
别忘了，这场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各国的经济结构，不但中国与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开始逐步废除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由国家调控的计划经济体系，在经济往来上有很大关联的其他参战国也对经济结构做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巨大的战争消耗，也要求所有参战国调整经济的运行方式，以确保军事工业得到优先保证，从而不可避免的对民生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几乎所有参战国都出现了物价飞涨的问题。
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民生物资，肯定是粮食。
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粮食上做到自给自足的国家用十根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而有富裕的国家更是不到五个。
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就是中国与美国。
原因很简单，中国与美国首先解决了能源问题，并且首先完成了农业工厂化，能够用极少的人力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相反，其他国家的粮食生产都是个大问题，即便像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也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与美国都把粮食当成了对外援助的战略物资。
事实上，这与中美两国推行的总体战争策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原因就是，中国与美国都需要利用盟国的人力资源，让盟国承担部分军事生产任务，从而减轻本国军事工业的负担。比如在东方同盟集团内，中国只负担了百分之四十的军事化工生产任务，其他百分之六十的军事化工产品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与印度等国承担。如此一来，这些国家所能用于民生产业的人力资源就大大减少，从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劳动效率低下的行业。这其中，由以传统农业为主。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盟国的农业产量在二零五三年都大幅度下滑，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农产品，以确保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供给量高于消费量。
这里，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仅在二零五三年，中国就输出了大约三亿吨物资，其中包括一亿三千万吨粮食。到二零五四年，仅粮食输出量就突破了三亿吨。到战争结束的前一年，更是高达八亿吨。可以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农业工厂生产的粮食，供养了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十多亿人。
毫无疑问，这些对外援助肯定不是无偿的。
说得简单一些，名义上大部分援助是无偿的，即接受援助的盟国，只需要按照中国分配的生产任务，完整战争生产工作，就能从中国获得援助。可实际上，具体的援助量，得由各个国家做的贡献决定。
当时，中国在国务院外交部下，专门设立了一个战时对外援助处。
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评定各个盟国所做的贡献，以及产生的价值，从而让外交部在分配援助份额的时候，有一个直接的参考标准。
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在这么做，美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援助同盟国家。
这种直接援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既是鼓励其投身战争的动力，又是促使其努力争取更高地位的主要原因。
即便在战时，所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的时候，中国输出的粮食并不足以填补粮食减产的缺口，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粮食产需量才趋于平衡。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三年，除了中国内地市场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之外，只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与柬埔寨的粮食供应比较充足，而后面四个国家，本身就是产粮国，粮食缺口并不大，集团内的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粮食危机，印度的粮食缺口更是超过了一亿吨，导致大约两亿印度人处于饥饿状态。
至于其他民生物资，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
比如，在二零五三年底，因为供应短缺，一块香皂能在印度卖一百元人民币，在中国连一元都不到。
从总体上看，要到二零五五年，东方同盟集团的民生物资产需才能达到平衡。
在此之前，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都得为获得更多的援助而奋斗，也就得想方设法的战场上多做贡献。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派遣更多的军队参战。
事实上，在二零五二年底，东方同盟集团就组建了“联合作战司令部”。
只是，这个司令部名义上是“联合作战”，实际上与作战毫无关系，其主要职责只是负责物资运输工作。
当然，利用这个司令部，所有盟国都派遣了部队。
只是，除了非洲之角，那些没有处在战场上的盟国所出动的军队，主要负责的是后勤方面的工作。比如在中东战场上，有五万马来西亚军人、七万印度尼西亚军人、四万孟加拉国军人在后方工作。
现在，盟国不再满足于非作战任务，提出了参加前线战斗的要求。
这样，就得成立盟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部队。
虽然成立司令部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没有盟国质疑中国的领袖地位，但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