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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冲见事不协，一度想要突出历阳城，从牛渚渡江逃往丹扬，然而鲁子敬受命还师，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条直下芜湖，正好拦住了曹冲。曹冲渡江不利，被迫退返历阳，眼瞧着被剿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曹植既死，鄄城克复，曹植二子——曹苗、曹志——尚在冲龄，即为王观所缚，与曹楷一起送到乐进军中。乐进早就得着了曹洪的关照，说：“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断，慎勿折辱，使先帝于地下亦不得安寝也。”所以乐文谦好生接待——反正就三个孩子嘛，只要彻底隔离，也不怕他们闹出什么事儿来——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车，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阳。
曹髦以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群臣皆以为谋逆大罪，本当车裂，且夷三族，因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断：曹楷就应大辟，曹苗、曹志应当瘐死——横死狱中，其实是赐其自尽——二王妻妾等，并当入官为奴。
曹髦颔首，便待下旨，突然间是勋在班列中长叹一声，凄然道：“哀哉，人之为人，难矣哉！”曹髦不禁皱眉，就问：“令公何所思而叹耶？”是勋起身拱手，沉着应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择实多，未识当从圣人之教耶，当从律法所限耶？故此而叹。”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
第十七章、延年按剑
是勋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谈，主要想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族诛之法乃秦代遗毒，大违儒家“亲亲相隐”的孝道原则，应该将之从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彻底否定封建时代的“连坐”原则，但请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亲人应该罪减一等，不当诛杀。
其二，曹楷年纪还小，曹苗、曹志亦然，还不具备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处理，起码你应该留他们一条活命，这才能彰显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汉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谥，每加‘孝’字也。然孝本为仁之体，以仁心待亲，是谓孝矣；仁为孝之延，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当以仁治天下，推爱心，广恕道，自然黎庶安乐，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闻言不禁点头，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贬为庶民，暂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从子而居，无子者没为官奴，罚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无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谋逆，其人虽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国。任城王曹楷年纪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国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异母大哥——出继为彰子，仍守任城国。
是勋随即请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设，汉因陈之，本不合乎当世，先帝在时，即每欲删改之，以成《魏律》……”曹髦点点头：“此中书之事也。令公可自为之，奏朕颁行。”那你就组织人手去编写新的法律法规吧。
是勋闻言，略略一愣，赶紧说我中书台属员不足，事烦人少，请求陛下允准。扩大办事机构，增添办事人员。
他本是个不究细务之人，跟诸葛孔明完全走两个极端。名为中书令，其实并不怎么管中书台的细务，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给中书左仆射刘先、右仆射郑浑处理；实际上，是勋应该算是宰执联席会议的常务主席，只负首相之责。
可是中书台确实是事情多，衙门小。总共才一百来号人——不象尚书台，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挥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机构就拉拉杂杂九百多官吏——刘先、郑浑他们往往忙不过来，还得经常跑来请示是勋。如今若再组个班子制定《魏律》，是勋想起来就觉头大，所以才请求增添人力。
曹髦闻言，双眉微蹙。沉吟不语。
为什么沉吟不语呢？原来他想起了崔琰的话。崔季珪与是宏辅非止有旧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根本性的对立：首先是经学方面。崔琰一直觉得是勋歪解了老师郑玄的理论，想要把原本纯洁无垢、万世不易的儒家学说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传统士大夫，尚清谈超过实务，总觉得按照东汉初建时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当今。对于是勋对国家体制、政府架构大动手脚异常不满。所以见天儿就在曹髦面前说是勋的坏话。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也，陛下当渐收权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乱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