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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以及天津、北京、上海、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全国声讨责难之声一片。
不仅那些居心叵测的反对派和倒蒋势力连连发难，就连坚决支持抗战的正义人士也痛心疾首地质问说：照此下去，再有十个月，我泱泱中华岂不被彼蕞尔小国灭亡不成？
蒋介石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来。
他是个职业军人，准确说是个军人政治家，从不惧怕战争和武力威逼。他懂得战争此消彼长的奥秘，打仗不是做算术，一加一并不一定等于二。日本人十个月占领半个中国就等于二十个月一定占领全中国吗？非也，那不过是别人用以反对他的借口而已。
回顾抗战来的风雨历程，真可谓一波三折风云变幻，个中内幕外人难以知晓。抗战爆发之初，国际社会出面调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回穿梭于东京和南京之间，经过反复斡旋于去年十一月达成四条秘密《停战协议》：
“一、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二、取缔反日排日活动；三、废止自由飞行及冀东特殊贸易；四、中日双方军队退回“七。七”事变前的停火线。”
连当时看过协定内容的“亲日派”领袖汪精卫也大惑不解道：如果只是这些条件，真不知日本为何要开战啊？
中日停战近在咫尺。
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谈判桌上的成果来自战场，因为日军在上海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说明阻止甚至挫败日本侵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随着外交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停火协议眼看就要签字生效之际，淞沪战场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直接导致守军全线溃败和首都南京陷落。
军事胜利令日本人的狂妄野心膨胀到顶点，他们不仅大大抬高停战要价，重新修改前四项条件，还增添“华北、内蒙自治”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两条。
连看过条款的德国陶大使也只好悲观地表示，国民政府不可能接受如此苛刻之停战条件。
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继续的结果就是徐州会战再次以中国军队全面失利而告结束。
飞机终于冲出云层，摆脱强气流干扰，飞行变得平稳起来。乘客纷纷松了一口气，机舱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侍从室主任林蔚将一份急电呈送委员长，电报是四川省政府代主席王赞绪和川康绥靖行署主任邓锡侯联名发来的，大意为四川后方热烈一致欢迎中央政府入川抗战，但是因为巴蜀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之民众愚昧负担沉重，一时难以接纳数量巨大的政府机关和内迁人员入川，恳请中央体谅苦楚，给予足够时间，暂缓入川云云。
蒋介石嘴角轻轻颤动几下，说明他内心有了几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简短指示：
“回王、邓电，务请诸公以抗战大局为重，从速做好中央政府迁都准备，切望万勿延误。”
抗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领导权问题。随着战场上一败再败，国民党内部裂痕四现矛盾重重，蒋介石铁腕统治一再削弱。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空前活跃，他们联合各方势力积极活动，虎视眈眈伺机夺权，不难预料，一旦徐州撤退的消息公开，反对派一定会抓住机会大做文章。
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来，蒋介石两次被迫下野都是他的政敌汪精卫积极“倒蒋”的结果，虽然委员长最终渡过危机重返政坛，却也威信大损不得不有所顾忌。问题是当前日本人攻势猛烈步步紧逼，必欲置国民政府和他本人于死地，如果此时汪精卫再次发动党内政变逼他下野，他这个三起三落的委员长还有机会起死回生吗？
飞机在云雾中穿行，马达发出雄壮有力的歌唱。舷窗外面的云层逐渐稀薄起来，雪白的云絮像羊群一般向后掠过。心事重重的蒋介石仍在自己的思绪里。
国民党原本是个中西合璧的大杂烩，“三民主义”就是滋生党内斗争的最大温床。从某种意义上说，党争甚于战场，党内敌人比公开敌人更危险，更具威胁性，日本人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反蒋势力却能把蒋委员长赶下台，从内部把他打败。
现在蒋介石再次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南京失陷后，利令智昏的日本人以为大功告成，竟然抛出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事实证明日本政治家大多是目光短浅的好战之徒，中国首都被占领并不等于中国灭亡，就是目前中国未被占领的剩余领土也超过日本面积二十多倍，难道你发表一个首相声明国民政府就不存在了吗？几百万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就自动消失了吗？何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呢？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战争狂人啊。
蒋介石多次东渡日本，深知大和民族欺软怕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战力极限为动员二百万军队，而中国至少能够动员二千万大军，这就是说如果把日本比喻成一条蛇，那么中国就是一头大象，蛇能吞下大象吗？
所以抗战必须坚持下去，这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谈判桌上的胜负归根结底在战场上。如果你不想打仗，那么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你不要战争，那么你一定要坚决应战。去年历时百余天的淞沪抗战不仅让狂妄的日本人吃到很大苦头，而且差点迫使日本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就是“以战逼和”的成效。一个“逼”字，折射出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作战的核心战略思想。
两个月多前，蒋介石下令调集六十万大军实施徐州会战，表面看是阻断敌人打通津浦铁路，但是大本营的深层意图仍然是迫使日本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为此中国军队一度在台儿庄正面击破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十师团主力，取得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可惜胜利旗帜未能如愿高举下去，日本华北、华中两大派遣军实施南北夹击，第五战区不得已放弃徐州，实施战略大撤退。虽然从理论上讲徐州会战不应算作失败，因为我军主力并未遭敌合围，保存实力有利于长远抗战，但是国内舆论和人民群众不会这样看待问题。撤退意味着更多国土被敌人占领，更多人民沦为亡国奴，所以撤退就是逃跑，汪精卫和反对派决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发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次前线军事失利都将导致政治危机，都会把蒋介石推上即将喷发的火山
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乘客产生头晕耳鸣的失重感。忽然机身重重一震，随即颠簸不已，乘客不由得发出一阵惊呼。
九江机场到了。蒋介石把手伸给夫人，夫人挽住丈夫，两人会心一笑。夫人款款起身，柔声说道：
“达令，我们已经安全了，上帝会保佑中国的。”
戴笠一大早赶到戒备森严的东湖官邸来见校长。
他被告知，校长昨晚会见客人，凌晨刚刚睡下，因此戴笠只好坐在接待室耐心等候。但是不多久他又被告知，校长已经起床了，要立刻见他。
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这位令人生畏的统治者此时看上去气色不错，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只睡了两个小时。据说蒋介石睡眠极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并且从不在衣冠不振或者精神不佳之时接见下属。戴笠一身鬼魅之气，这个特务头子横行天下，惟独畏惧蒋介石决不是没有理由的。
戴笠赶来是要把两份重要情报呈送校长。
一份报告是伪华北政府首脑王克敏率所谓“中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赴东京访问，日本人给予该伪逆以接待外国元首的礼仪并大肆宣传，而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竟然也出现在东京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另一份报告则是报功，王克敏的助手，华北汉奸头子、省主席高凌尉被军情局秘密特工刺杀。
两份情报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滋味；亦冷亦暖，亦喜亦忧，如打翻五味调料盘，令蒋介石眉头紧锁心情复杂。
第一份情报表明日本人已经开始大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国际舆论，试图制造一个以汉奸傀儡政府取代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事实。本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不值一驳，然而值得重视的倒是“有几个西方大国的外交官到场”，这个迹象究竟透露出什么信号来，是否表明某些西方大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动？难道自私自利的西方人已经对艰苦抗战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转而与日本人达成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
第二封电报来得很及时，正好给了所有甘心卖国投敌的汉奸走狗一个严正警告，相信王克敏之流包括那些暗藏的投降派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然事实上电报内容并不完全准确，高凌尉并没有当场被击毙，他只是受了重伤，拖至第二年才死于医院。
蒋介石沉吟片刻，指示戴笠将汉奸头子被爱国人士击毙的消息披露给报纸，并继续监视敌伪动向。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侍卫长进来报告说，苏联驻华大使鲁姆甘兹先生求见委员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步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节一向极有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件重要道具，他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苏联大使是个机敏而圆熟的职业外交家，操一口流利汉语，他按照西方习惯拥抱中国委员长。蒋介石微微皱起眉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他的脸上很快堆出亲切友好的笑容来，并向苏联大使祝贺“四。二九空战大捷”的共同胜利。
其实蒋介石并不喜欢这个长着一对蓝眼珠的肥胖俄国人，他甚至不喜欢所有西方人，他始终认为西方人身上有种难闻的动物气味。
苏联大使赶来是向中国委员长通报本国政府一项最新建议；为了切实保障中苏战斗友谊牢不可破，斯大林大元帅和伟大的苏联政府建议向中国正式派遣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军队更加有效地掌握苏联武器与侵略者作战
这个建议将是苏联政府考虑向中国提供三笔共计二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
委员长还是意味深长地微笑着，不过他的微笑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有些凝固起来。抗战以来，只有少量苏联人被允许在中央军里担任军事顾问，主要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掌握苏式武器。
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共向一贯以反共著称的蒋介石政府提供国际援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斯大林此举决非出自国际道义而是从本国战略利益考虑
因为俄、日历史上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中国抗战等于帮了苏联人大忙，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德、意当然还有那个强大的投机主义者美国，他们都希望看到野心勃勃渴望扩张的日本人进攻苏联而不是中国，中国人抵抗越坚决，战争越持久就越是拖住日本人后腿，使得日本人无法放手进攻西伯利亚。
但是苏联人决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