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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自称随军开饭店，着军服，其夫因俘毙命。
“每年快过感恩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一个感恩日，那是我的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在国外度过的感恩日，也是一个悲痛万分的夜晚。”
一个名叫近滕富士之的女人，许多许多年后，在东京艺羽书屋出版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讲了一个过年的故事。从“作者简介”和她讲的故事来看，她就是那个“战俘”。只是她并未“随军开饭店”，并且按“作者简介”中记载她生于１９２０年计算，那年她不是３０岁，而是１９岁。关茂盛他他的部下再没见过东洋女人，也不致于相差如此之远，谁不知是否其中另有原因。而她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故乡，快到感恩日的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尤其是小的时候，母亲就在房外的廊下摆上小桌子。我十分喜欢母亲摆在桌上的那只花瓶，为了这个节日，大人们都会很忙很满，而我们则会在一边开心的帮忙
但是在那个感恩日之夜，我一整夜都跪在地上，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面朝东方。因为那几天总是阴天，我辨认不清方向，但听说中国的房子也像日本，窗户朝南的比较多，不管怎样，我的心是朝家乡方向的。
小时候过感恩日，桌子上除了我喜欢的花瓶，就是弟弟喜欢的各色食物了。这都是些在秋天收获的果实，苹果、柿子、栗子，还要摆一些面团子。雪白的面团子要用红绿色点几个点。弟弟像只馋嘴的小猫，总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去吃盘子里的东西。父亲装作看不见，等他刚拿起一个金黄的柿子，就一下抓住他的手，惹得全家大笑。母亲就从屋里拿些东西对弟弟说，吃这些吧
但是那个感恩日之夜，我却是在悔恨、自责与痛苦的泪水中度过的。深夜的时候我想，这时他的灵魂该回到广岛家中了吧。
我的丈夫近藤三郎，是在昭和十二年秋天来华的，也就是发生了中国事变的１９３７年。他的部队番号是第６师团４５联队。三郎体格强壮、一表人才，被分配去当了机枪手。那时候的人都知道，出国作战的人都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町中就发生了一个姓秋田的，让儿子用斧头砍掉右手食指逃避打仗的事情。那年夏天，在三郎报名参军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你应该同三郎结婚，这样他就会安心地为天皇出征，万一到了生死关头，他也会少一些牵挂地从容赴死。
我的父亲当时是裴中町的町长，有很高的威望，我是他惟一的女儿。三郎的家庭是相传了四代的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是本町中学的校长。
在三郎穿上威武的军服第二天，两家人为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广岛县的知事和军队方面的长官都来祝贺，还有一位记者来访问了两位父亲和我们。
几天后三郎就到了军营中参加训练。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彻夜未眠，我把一针一线给他绣的吉祥符戴在他胸前说：‘请你为了天皇和近藤家族的荣誉，勇敢地作战吧，拜托了’
刚刚进入秋天，他就走了。临走之前不让回家，我是在送行的人海中看见他的。当时我挤在前边，离他只有１０米远，我在潮水般的欢呼叫喊中叫他的名字，他仿佛听见了。头稍朝旁边歪了一下。但没有看见我，就向前走过去了。我的泪忍不住流，流了很多个夜晚。
但是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那次我为什么非要去中国呢？
那是昭和十四年（１９３９年）夏天，政府要组织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慰问团去中国。我疯了一样到处求人帮忙，一定要参加慰问团去中国。我的父亲和三郎的父亲起初不同意，但后来竟是京都的人同意了，因为我是町长的女儿，与三郎结婚的消息上过报纸。
慰问团乘船渡海，先去了南京，分为两路，我在南路，乘火车到了武汉。我们在一些部队召开恳谈会、报告会，发慰问品，还参加了南昌方面作战有功人员的授奖仪式。一位将军说，即将在湖南进行一次有限的作战。在参战部队中听到第６师团，我的心一阵急促的跳动。
于是我请求代表家人去第６师团慰问将士，几天后武汉方面同意了我的要求，但要求我一周内返回，因为作战已开始了几天，６师团担负艰巨的任务。
“我搭乘司令部的汽车到咸宁，又换乘６师团的汽车来到４５联队。下车前就听见远处传来时缓时急的炮声，沉闷的声音像春天的雷。
“４５联队的联队长是我的家乡人谷口君，故乡人见面自然十分亲切。我将要见三郎的愿望告诉他后，他说三郎所在的中队配备给辎重部队运送给养，不在驻地。但他同意我在其他几个大队进行慰问活动后去见我的丈夫，毕竟是千里寻夫，也许应该说是万里寻夫。清水君笑着对我说：‘真像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中所说的那样。’
我很高兴，两天中走了三个大队。同将士们见面，说些鼓励的话，介绍一些家乡支援前线的事情。士兵们向我报以欢呼和热泪，许多人托我带信给家中。我想赶快结束我的工作，好去与丈夫见面。
在这时，４５联队接到任务。谷口联队长接到了要我回去的电话。我说一定要同丈夫见面，从工作上说，其他大队都去过了，如果不去三郎的大队，那里的官兵们该多么失望
也许是后一条理由起了作用，谷口君打电话给上级，说了半天，放下电话时笑着说：‘你这个任性的娇小姐呀’
在我的那间房子里，在感恩日的那个夜晚，我不敢去想，却又不由自主地一遍一遍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赶到三郎驻地的那天是１１月２８日，我想好了临睡觉之前要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
见面时，三郎已经知道我要来，在其他人面前，他不好显得太高兴，但我能看得出他是多么盼望着我哪怕是早一分钟到来。他似乎没有我想像中那样又瘦又黑、一身疲倦，而是好像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嘴角的胡须变得硬了，更像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
三郎的小队长是三原人，尽管战斗的非常激烈，但他依旧安排放了三郎两天假，但由于战争实在太激烈了，暂时没有了驻地，所以无法留下来。于是我就穿上一身军服，把长头发挽进钢盔中，和他一起乘上了做收容的空车，跟在运输队后面。
车一开动，我俩的手就紧握在一起。司机笑眯眯的，故意将脖子往前伸，不看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三郎伸出胳膊，将我揽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急跳。
车队向南走，道路都被破坏了，汽车在坦克压出的辙印和临时平整的路上摇摇晃晃，颠颠簸簸。不时听到枪声，我向车窗外看，三郎轻松地说：‘没有事的，离得还远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乘坐的收容车坏在路上，需要更换一个什么部件，司机拿出一堆工具，打开车头的盖子修了起来，前面的车越来越远，这辆车只剩我们夫妻、司机和车厢板上两个士兵。
在听不到前面汽车的马达声，周围死一般地寂静时，我心里害怕起来，紧紧地抓住三郎的胳膊，出国后第一次感觉这片土地的陌生。这山、这水、这树，全都那么陌生。三郎安慰我说：‘别害怕，我刚来时也有这个感觉。’这时我真想把三郎带回日本去，永远不再来。这里不是日本人的家。
到后来，就发生了最悲惨的事情。我听到了枪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朝这辆汽车打。三郎让我趴在司机室里千万不要动，他拿着枪跳下车去。我喊了声：‘当心呵’他没有回答。
我心里害怕极了，全身在抖，听见三郎和车厢上的士兵放枪，还听见三郎叫喊‘树后面树后面’我不敢抬头看，事后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原来是这么懦弱无力。司机室被子弹打出很响的声音，有一个人在喊：‘我中弹了’不是三郎。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停了。我像在梦里，轻飘飘地走下车来。四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目光中只有仇恨，许多枪对着我，不说话。
我在汽车后轮旁找到三郎，他倒卧在地上，肋部、后背都在流血，一动也不动。
我跪在地上，将枪从他手中拿开。我痛恨所有的枪，永远。我抱他转身面向我，擦去他脸上沾的泥土。他的眼睛没有闭紧，像有时睡觉时一样。那一瞬，我的脑子有些麻木，想哭却没有泪。我摘下钢盔，让长发垂在胸前。我让他最后看一眼他的妻子，他从很远的家乡来看她的妻子。我将嘴附在他耳边，轻轻地对他说：‘三郎，咱们回家。’”
回家了，她的丈夫回家了，而她却成为了中国人的俘虏。
战争，总是那么的使人厌恶，总是不断夺取着一条条的生命。
当近滕富士之在沉痛哀悼自己丈夫的时候，她是否想过那些同样失去了家人的中国人呢？
忏悔吧，日本人
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身着一袭黑色绸质长衫走在前面，引客人们谈笑着步入餐厅。
这是蒋介石的家宴，除少数几位军政要员，多是自家眷属。客人和亲眷们都看到蒋介石今晚心情愉快，他笑容满面地说着一些轻松的话题，话也显得很多。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经历了战争初期巨大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政府和军队逐渐稳定下来，适应了这场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各项工作开始走上轨道。并且，冬季反攻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按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中外记者报告国情时公布的数字，中国被侵华日军占领的区域为１２个省市内的５２１个县。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８月３０日，宣誓就职仅８个月的日本平沼内阁宣布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的前任近卫文也是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工作，主要是中日战争的既定目标未能兑现其向国会夸下的海口，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恶化而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前几天，在王生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最近政局时，蒋介石在听完汇报后说道：“近卫说３个月灭亡中国，３个月不行，３年也不行，不知３０年、３００年行不行。平沼拿不出办法，８个月就下台了，阿部有没有好办法？他当首相能当多久？”
果然，平沼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阿部信行，只４个半月便也以内阁总辞职灰溜溜下台了事。
今晚的餐桌上多是蒋介石爱吃的家乡菜和川菜。蒋介石不喝酒，只是为了招呼客人而象征性地端端杯子。席间大家事前约好似的谁也不谈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天南地北，不着边际地闲侃，避免一不小心将话题引到重大的和使人不愉快的内容上来。
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世界形势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已经有国外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家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令人听起来既新鲜又恐怖又兴奋的名词。中国外交工作在近一时期十分活跃。
４月，驻美大使王正廷代表中国与美国银行洽妥借款。５月，斯大林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以军火交换中国的茶叶、羊毛、生皮等货物。一个月后，第一批包括火炮、重机枪在内的轻重火器便由新疆和蒙古的秘密运输通道入境，运抵中央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８月，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