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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协定》的第二条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道路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因此，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出席政协会议的名额也已达成协议，暂定37人。现需要进一步商谈的，主要是名额的分配、组织及职权等问题。经协商，大部分问题均达成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由四方面组成。其中：国民党方面9人，共产党方面9人：民盟9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人。
然而，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却又出尔反尔，在代表名额问题上掀起一场不小的风bō。
原来，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特别好，在政协会议上可能完全倒向中共一边。此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蒋介石虽然可以拉过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
这样一来”中共不可能被孤立，国民党倒有被孤立起来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及其谋士们决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额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
月由反抗国民党压迫，谋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间党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当时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该同盟的主要有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然而，由于三党三派并非以党派名义集体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其领袖和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自愿履行人盟手续才成为盟员的，因此，原来的各党各派仍是独立的，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对各党派并无约束力。另外，〖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推选黄炎培、张君励、粱漱演、章伯钧、左舜生为同盟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主任，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民盟一开始就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爱国的〖民〗主党派。尽管民盟中不少领导成员主张走中间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共政见有分歧，但民盟坚持抗日，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则与中共完全一致。因此，民盟与中共建立起了较好的关系。
蒋介石忧虑的正是这一情况。因此，要想方设法分裂民盟，要在民盟的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
1945年12月的一天，张群、吴铁城邀请民盟部分常委开了一次座谈，被国民党唆使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狂妄地提出要占政协代表5席，使座谈会不欢而散。
蒋介石下决心要把青年党作为独立的单位拉进政协”并占据5席。
中共起初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承认青年党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
后来经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取灵活政策，提出民盟继续保持口个名额，青年党可另成单位，保有5个名额。代表总人数则由36人增加到38人。以上问题解决了。这场风bō的发生和解决说明了国民党用心险恶，而中共则顾全大局。从表面上看，似乎国民党为青年党争得了5个席位，但是他们企图分化中共与民盟关系、最终达到孤立中共的诡计却被击破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风bō是后来才发生的。
在10月20日的会谈中，有关政协的问题比较顺利。21日，双方继续商谈。除继续讨论政协问题外，双方还谈到了军队停止前进、恢复交通，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承认解放区等问题。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双方代表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结果一天下来，什么问题也未解决。谈判可能再度陷于僵局。
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将情况电告延安。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回电了。毛泽东指示说：在谈判中，必须首先解决伪军、
重划受降区和承认解放区三大问题。否则，其他问题的解决均谈不到。
如商谈军队缩编，必须先谈国民党军如何缩编，至少也应是两党军队同时缩编。
这个电报表明，延安方面对谈判一开始就是表里如一，是有基本的原则的”“要价”并不高，但是不能再，“杀价”了。但是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问题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或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是绝对不肯兑现的。蒋介石关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两条，一是所谓恢复交通：二是缩编中共领导的军队。第一条的实现，有利于蒋军运兵和抢占战略要地，分割解放区：第二条的实现有利于使中共不战而被削弱，乃至消灭。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各有各的考虑。双方谈到一起去的可能xìng有，但不夹。
而此时延安的态度强硬，是有原因的。由于全国形势正在恶化，《双十协定》虽已签订，但蒋介石并无履行协定的诚意，而是倚仗武力玩弄边谈边打，谈归谈，打归打，这样一套把戏。因此，中共方面除了坚决自卫，打退蒋军的进攻之外，还必须在谈判桌上予以揭lù和斗争，不能让蒋介石欺骗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为此，毛泽东决定对蒋谈判如军事斗争一样一定要强硬，不能过分谦让。
中共头号谈判大师周恩来和极具有雄辩才干的王若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原则，巧妙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22日、23日、26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了三次商谈，会谈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还是关于停止军事进攻，运兵和恢复交通。
周恩来指出，双方军队应立即停止进攻，各就原地不动，然后再谈其他军事问题的解决。王若飞则jī烈地批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他指出”我方最不满意者为：（一）美军不断在沿海登陆，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部队，开人解放区的兵力已达70余万：（二）利用敌伪军队作前锋进占城镇和交通线，以便〖中〗央军之前进。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坚持蒋介石的那套歪理，说什么只要中共军队全部撤离交通线，恢复交通，让政府运兵”不予袭击冲突就会停止。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只要中共让蒋军将自己置于死地后，蒋军才会停止进攻。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立“即予以驳斥：现在国民党军前进的地区，均属我解放区和收复区”所经过的交通线，亦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因此，今之冲突纯系〖中〗央军进攻我军而引起。要我方停止自卫，撤出华北地区的交通线，将这些地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让给你们，使你们代替日寇控制我方地盘，然后再与我方谈判，这绝对办不到。
蒋介石并没有罢休。在26日的商谈中，张群等人重弹起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交通线的老调，并说什么，交通必须恢复”这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要求。至于铁路以外，中共现已占领的区域，可暂维持现状。
中共方面深知，蒋介石的“暂维持现状”是假，而急于打通交通线才是真的。周恩来坚持不让步，他提出：“〖日〗本军队今日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倒要退出交通线，按诸情理，宁可谓乎？”王若飞也提出：“在现在的情况下，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1以前，在我们看来，〖中〗央军之进军，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以阻止〖中〗央军之进兵，乃为当然之事。故此问题很简单，交通应恢复，但必须于和平状态之下，始能恢复。若〖中〗央必yù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
周恩来又补充说：“恢复交通之目的在避兔内战，而避免内战之惟一途径即是停止进兵。”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代表只得表示，同意停止进占，但不同意停止进兵。他们还要求周、王提出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提出书面提案。
周恩来答应，此事须待井示延安后再作答复。
商谈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重划受降区问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下令将全国划分为有个受降区，却一个不给已有超过百万兵力的中共抗日武装，太不公平，〖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所以中共〖中〗央一直强烈要求重新划分受降区。只有公正、公平地重划受降区域，才能消除内战。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也多次提出过这一要求，但蒋介石方面就是不答应。《双十协定》第12条对这一问题写得也很含糊。协定记载：关于受降问题，中共责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这样的措词，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国民党也根本不给中共以参加受降工作的权利。于是，在《双十协定》之后的商谈中，周恩来、王若飞不能不再次提出要求。而国民党对此除再度拒绝外，根本不愿再谈。其结果是关于中共参加受降问题的商谈没有丝毫进展。
第三个问题是承认解放区。该问题难度较前更大，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
还在毛泽东等赴重庆会谈期间，是否承认解放区或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就是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最后讨论情况写进了《双十协定》，但问题并未解决。《双十协定》第10条写道：“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接下去，就是一大段记述，叙述了中共方面就此问题的方案和蒋方的答复。中共先后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但国民党方面答复仅一句话：这些方案有碍于〖中〗央政令的统一，故不能同意。
谈来谈去，双方惟一达成的协议之点，是同意继续商谈平去。
在10月22日的商谈中，中共曾多次强烈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王若飞说：关于解放区问题，我主张现在解放区的村、乡、县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皆由民选产生，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认加委。各边区政府（包括冀、热、察、鲁四省）维持现状，俟宪政实施后，再行依法改选。
与以前的方案相比，中共又作了很大的让步，暂时放弃了对承认边区和省一级政府的要求，提出先解决县以下民选政府的加委。对于此点，原重庆最高级别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曾表示可以考虑的，但是，这次商谈时，连这一点也收回了允诺，并拒绝了中共的责案，由此堵死了就解放区问题进行继续商谈的大门，这是蒋介石的一个yīn谋。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方面则死不松口。后来，周恩来在延安对这次谈判作了回顾，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来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萃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萃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