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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妈妈！”他的话让人心里发酸。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轻轻地问他。在这个时候，无暇顾及其他，能问出什么情况，就应该争分夺秒地问出来，为以后的破案提取线索。
小男孩看着我，蠕动着喉咙，好一阵没有说出来。
“能告诉警察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吗？”我硬起心肠继续叫道。
“张颖！”他动了动嘴巴，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好的张颖，叔叔再问你一个问题。是谁伤害你们的？你认识那些人吗？”
“一定非得这样吗？”外科医生站在旁边这样问我，“他这样很辛苦！”
小男孩颈部包扎的伤口绷带上，已经渗出了鲜血。
“我要妈妈！”小男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闭上眼睛轻轻说道。
“小朋友别睡，要坚强一点！妈妈马上就来了！”我轻轻喊道。
他终于又将眼睛睁开了一点。
“你还没回答叔叔的问题呢！”我说。
“别问了行吗！”外科医生在旁边表示了不满。
“想一下，认不认识那个凶手！”我没有管外科医生，继续这样问。我怕稍有停顿，就硬不下心来了！
“……是……恐龙叔叔！”小男孩浑身颤抖了一下说道。看样子被吓得不轻！
“恐龙叔叔是谁？”我生怕他又闭上眼睛，于是追问。
“妈妈，妈妈！”小男孩突然睁大眼睛，盯着天花板喊起来。
“他开始神智不清了！”外科医生站在一旁，带着看混蛋的眼神看着我。
“小朋友别睡，坚强点！”我冲小男孩喊。
“现在请你出去，我们需要进行抢救！”医生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站在监护室的窗外，看着主治医生在里面忙来忙去，我突然第一次有了选择法医这个职业的悔意。如果我是医生，此时至少可以为抢救生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然而做为一个法医，只能袖手旁观地站在那里看着！之前，检验尸体时，经常能见到一些殡葬公司的人站在一旁，觉着像秃鹰守候腐尸一般。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第十八章 邓哲，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二）
抢救持续了个把小时，小男孩的伤情暂时有所稳定，但医生不允许我们再提问。此后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守候在监护室外，等待问话的时机。但小男孩的状况时好时坏，一直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在坚持了大半天时间后，小男孩最终还是没能活过来。分局的同事取来了工具，在太平间里就近进行了解剖！——寻找死因是一项必需的程序。
那个小男孩此时躺在了妈妈的旁边，却得不到任何的呵护了。他微睁着双眼，稚嫩的脸蛋在灯光的映衬下，发出惨白的光晕。我拿着柳叶刀，在他的皮肤上停顿了好一阵，那凝脂般的皮肤还残存着余温，这让我的手抖动得很厉害，始终没法切割下去。那些同事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掩饰说手受了伤，用不了力。他们要我站在旁边看着就行了，让他们来动手。
“叔叔，妈妈在哪里！”
“我要妈妈！”
“妈妈我痛！”
……
看着刀下被割裂开来的皮肤，我的耳边响起了那个小男孩撕心裂肺的呼喊！
前期的现场证据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后，办案民警集中在一起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分局的张局长也当场听取了汇报。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技术人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现场四周门窗封闭，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警察赶到时，女人跟小孩倒在客厅的门旁边，衣着整齐，脚上还穿着鞋子。女人当场被发现死亡，小孩还有微弱的呼吸，被送到了医院。
家里没被翻动过，很容易被发现的现金首饰依然还在，凶手显然不是图财。女人没有被侵犯过的迹象，进而可以排除图色。
解剖法医讲述了死者尸体上的损伤情况。大人和小孩都遭受过尖刀类凶器的刺杀，小孩子的伤不致命，因此生命延续了大半天时间。而女人身上刀刀致命，胸部、颈部受伤严重，除外之外，手掌上还有多处划割伤，应该是抵抗时形成的。
“女人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听取汇报的张局长很关心这个问题。
“十个小时以上，也就是昨天的下午。”法医老张分析道。
“如果女人有过抵抗，相互打斗时会发出响动，白天很容易被人听到。附近有没有人听到？”张局长问。
“我们调查了住在现场附近的人，其中一个邻居反映了一些情况，但似乎与法医判断的情况不符！”负责调查走访的侦查人员说道，“案发的那天凌晨四点多钟，那个邻居听到死者的屋子里有争吵声，隐隐有男人在说：‘为什么要离开我！’……”
“这可与法医推断的发案时间不一致！”张局长转头对法医老张说，“你们的判断可不可靠？这可是很重要的，关系到案件侦查的方向！”
“法医对时间的判断，是根据尸体的尸斑、尸僵，还有现场血迹的变化情况进行的，这些跟现场的环境有关！”老张有些不自信了，“随着环境气温、光线等条件的变化可能会有所改变，所以如果有证人听到了当时的情况，还是以证人的证言为准吧。”
“证人还反映了什么情况？”张局长继续问侦查人员。
“在此之前，那个邻居见到有不同的男子去过死者家里，因此认为是那个女人与他人发生情感纠葛，被杀致死！”
“我插问一句！”我坐在旁边，听到案件的性质被分析得越来越靠近情杀，有些忍不住了，“案发的当晚，证人为什么那么晚还没睡？”
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案件调查时，所有的情节都必须与客观相符，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证人晚上看到什么情况，就必须查清那晚的光线程度；听到什么情况，就必须弄清证人的位置与现场之间有无声音的阻隔物；……诸如此类，以论证其证言的真实程度。这也是公诉机关和辩护律师经常提出的问题！
“证人是个出租车司机，那天晚上本来准备早些收工，但因为载了一个衣着艳丽的女性，以为是卖身女，结果出言不逊，两个人发生了口角，吵得很厉害。随后有人报了警，两人一起被带到派出所录口供，那个司机凌晨四点钟左右才回家。”侦查人员已经把这些细节调查清楚了。
“那么，我认为就不应该局限于这个时间段和这样的主观推断，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对特定群体有偏见的人的证词！”我说。
偏见是一个人头脑中固定的思考模式，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假设条件之下，比如说见着衣着艳丽的女性，第一反应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见着男女二人相处融洽，必想关系暧昧等等，这样的思维是最易出现偏差的。
“那是因为你对这种人的偏见在先吧？”那个侦查员毫不客气地说，“不管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如何，听到的总归是客观真实的！”
我想了想，没有什么理由反驳，于是就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客观物证佐证，此类问题讨论的结果，只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争执。而且对我来说，到城郊分局办案，意味着踏过了界，他们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着劲跟我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从我刚来时，没人愿意向我介绍案情就可以看出来！
“看来本案的关键，在于查实死者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张局长这样说，看来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没能在现场找到显露死者身份的户口簿或其他证件！”侦查人员说道，“我们通过手机卡登记调查，女死者手机的机主叫陈秀，没有登记身份证号和其它信息！到户口管理部门进行人员检索，叫陈秀和张颖的人很多，但没有符合两个死者身份的！”
“对女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得如何？”
“向房东调查过了！死者深居简出，有一个男人经常到那里过夜，前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与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发后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没发现其他来往的人，更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十九章 邓哲，你还欠着两条人命呢（三）
“看来同居那个男人的疑点最大！应该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龙’叔叔了！”张局长说，“把这个人做为调查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证词可不可信？”想了想，张局长又问了张法医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诚实，有认知能力的小孩的证词比成人更可信。”张法医说道，“而且，我们在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的血迹有自内向外的运动迹象。这说明，死者受伤时，是从里向外运动的，凶手实施伤害时也是自里向外的！这就意味着，凶手之前已身处室内！由此可以得出与小孩证言一致的结论，凶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赞成他前面的论据，却不同意最后的结论。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没有说出来。
“女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查过了没有？”张局长问侦查人员。
“查过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类的电话，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最后的电话是打给一个心理咨询所的，通话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调查，那里的心理医生认识女死者，她经常去他们那里接受心理辅导，最后那个电话是为了咨询一些个人问题。但因为女死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说出来，所以心理咨询所没有做任何登记，他们对她的个人信息了解得不多！……”侦查人员回答道。
“他们所了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陈秀，四十九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
“她有什么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郁，但并不严重！”
“心理咨询时，女死者说到自己的哪些情况吗？”
“她曾经跟心理医生说，自己是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小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山村，在那里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很久没有联系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内疚，不能原谅自己。”
“这条线索可以利用一下。”张局长说，“调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况，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查过了，女死者没有详细说明从哪里下的乡，去的山村在哪个地方，因此根本无法查找！我们还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余的是自愿留在农村的，连户口都迁移过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门已经撤销，所以并没有保存下来的档案。”
“女死者是什么原因要找心理医生呢？”有人随口问了一句。
说实话，这并不是我们必须弄清的。一般说来，死者的心理状态与案件无关，没有人会意识到，能从这方面找到什么线索，因此并没有人在意这句话，包括我在内！只到后来，我结识那个心理医生之后，才真正感觉到当时的思维有多么迟钝！
“女死者没有跟那个同居的男人通过话？”张局长有些诧异。
“没有！”
“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成了连身份都无法查实的黑市人口了呢？”张局长一着急，把女死者说成了大活人！
“现场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张局长问。
技术人员想了想，拿出几封信说道：“从现场找出几封信，写信的人没有署名，也没有开头的称谓，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是从哪里寄出的？”
“寄信的地点都是邓法医的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