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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没有破案，没脸去别人家里啊！”彭帅坦承道，“再说，所有的事物都已变动，再去那里感觉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途中，我把凶手为陌生人的推断跟他说了。
“可是，那个小男孩说凶手是‘恐龙叔叔’，而且那个邻居司机说自己听到了男子争吵的声音，这些是不能忽视的！”彭帅说道，“如果不是熟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于司机的证言，我还是坚持自己三年前的观点——对别人持有偏见的人未必可信！当然，对此我们得做一个侦查实验来论证，才能让人信服！而对于小男孩的来说，‘恐龙叔叔’的称谓并不代表就有多熟识！”
“那你能解释凶手是怎样进入现场的吗？要知道，现场的门窗可没遭破坏！”
“现在还无法解释。但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没感觉有什么奇怪，只要不是铜墙铁壁，总会有进去的办法。——千万别低估了一个人进入封闭空间的能力！”
“这样的观点很难让人理解！”
“那是因为还没找到印证这样观点的客观事实。”
去到现场，发现房子已经被重新装修过，很多东西已经不复存在，连墙面都被重新粉刷过了！
“这样的现场，还有什么用吗？”彭帅指指房子问道。
“当然有用。”我四处观察着现场的地面。
在刚进门不远的地方，我找到了照片里那个曾经淌着血迹的可疑位置。先用尺子测量了一下，我得出了区域的大概尺寸，然后开始查看摆放在屋内外的东西，寻找大小一致的物品。
在门外阳台的墙角里，摆放着一个花瓶，底座是圆状的。我用尺子测量了一下花瓶底座，感觉非常高兴：“原来在这里！”
“什么情况？”彭帅问。
“这个花瓶发案时是摆放在这里的！”我翻出案卷里的照片，指着血迹中的白色区域说道，“二者的尺寸、形状一致！”
“这说明什么问题？”彭帅有些不解地问。
“按当时的行为分析，死者拿着这个花瓶，带着儿子回家。打开门后，把花瓶先放在地板上换鞋。之后便发现了凶手，还未及逃走，就遭到了凶手的杀害。从房门位置来看，花瓶当时挡住了大门的开合，于是清理现场时，凶手就把它移到了外面，一直没有被人注意！”
“可是，花瓶还能有什么作用？”彭帅解释道。
“现场留下了受害人和凶手三种血手印，说明凶手的手上是粘着鲜血的，只要他动了花瓶，在那上面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血手印！”说完，我把花瓶小心地拎了起来，放在光亮处仔细察看着。
“花瓶不知被多少人动过，就算有手印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了！”
“但是，带血的恐怕就只有凶手的手印！”我说，“得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处理一下，看看有没有血指纹！”
“开玩笑吧！”彭帅有些吃惊地看着我，“事情已经历了这么久，经过了三年的风吹雨打，还能处理出指纹来？怕是连神仙都没有办法了！”
“血指印里的有机成分很稳定，留在花瓶上长时间都不会消失的！用药品处理一下，只要存在自然会显出来的！”
“但愿如你所说！”虽然将信将疑，彭帅还是有了很大的希望。
随后，他叫人把花瓶送到实验室，指令技术人员进行化学处理，寻找可能存在的手印。
回到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
张法医拿着一把柳叶刀的刀片，坐在椅子上反反复复地刮着自己的手掌。
“你可真够勇气！”张法医说，“三年前的案子，还敢重新分析现场！”
一般说来，久侦未破的案子，回头再展开分析，现场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了，要想找到线索的确难度很大！
“没有什么敢不敢的。彼路不通，换条道再试试不失为一种变通方式！”我笑着说。
“年轻就是好，什么都不怕！”
“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顾虑慢慢积累多了，约束的东西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我明白他所谓的“怕”，指的是害怕分析错误，没法给自己台阶下。而事实上，这恰恰是我从不考虑的！
“您患洁癖最严重的时候，会是怎样的？”看着他用刀片把手掌上的角质层削下来，再吹落到地上，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把自己脱光洗了个把钟头，抹了十几次洗洁液！就差喝消毒液了！”他笑着说。
“如果说唯恐自己出错，处处要求完美，算不算精神洁癖呢？”我笑问。
“像我这种，只能算是害怕授人以柄，处处为自己着想的老油条，还没到精神洁癖这个层次！”他笑道，“倒是你师父钟任之，对自己要求苛刻，无法容忍犯错，几近洁癖！”
我心想，就算师父是这样，似乎倒值得赞扬才是！
“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去大学教书吗？”他又问我。
我摇摇头。
“他太要求完美了，对什么事情都不放心，常爱问的问题就是，人到底能不能战胜自己！我想，你一定听过他那句‘一切都会过去的’。在我看来，那其实是他宽慰自己的口头语！”
师父的确说过这样的话。
“课程里教的是事物一般规律，而现实却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很难用规律去解释。因此，去大学教书，用不着印证什么，也不用担心出错！”
说实话，在这些方面，我还真不太了解师父，因此不敢妄加评论，唯恐亵渎了他的尊严。姑且听听便罢！
当晚，我和张法医都没有回住处，俩人各自拼了几张椅子，躺在上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之所以这样耗着时间，是因为还有下一步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我们得通过侦查实验，论证那个司机证人所说的真实性，这是必须解开的谜团，也是印证推断的关键！而只有在那个司机所说的相同时间内，才能逼真地还原当时的现场条件，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就这样，一直等到凌晨四点钟，我们才重新开车去了一趟现场。
现场与那个司机的房子中间相隔了几栋建筑物。我们在受害人的客厅里，调放着电视机的音量，让人站在司机的房子旁边听。那边的人能否听见电视里的声音，直接关系到证人证词的真实性，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最后，实验的结果是，不管我们把声音开到多大，那边的人就是听不清楚电视里的声音内容。
家用音响设备的最大音量在一百分贝左右，而人与人之间正常交谈的声音只有六十分贝，就是吵架，一般也不超过八十分贝！这也就说明，那个邻居证人根本无法听清死者家里的对话声，他之前听到的争吵并不可信！
解开了这个谜团之后，我倍觉轻松，所有的情况都表明，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然而这样的结论对于彭帅他们来说，无异于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此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死者的熟人展开，他们认为，凶手如果不是受害人熟识的人，那么满腔热情地寻找就成了无用之功！
回到城郊分局安排的临时宿舍，我解下衣服倒在床上，合眼便睡得很沉，之后整个人轻飘飘的。我很奇怪，按常理来说人有排斥新环境的本能，因此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总会有紧张感，而为什么自己居然能睡得特别安稳？！
第七十四章 无疾而终的艳遇（一）
姗姗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的房间里，站在床头笑着对我说：“怎么还在睡觉呀？”
“几天没好好睡过了呢！大姐。”我艰难地将眼睁开，笑笑说道。
“看来你还真忙！”
“是呀，没办法，工作是这样的嘛！”
“你还没问我来找你有什么事呢？”她笑着说。
“是啊。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呀？”我也笑了。
“我要走了，同你告个别！”
“去哪里？”我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
“我也不知道。反正离开这里呗！”
“那么我请你吃顿饭吧，怎么着也得有个告别宴！”
“老邓你这个人有点意思，怎么和女孩子交往都在饭桌上呢？”她看着我说。
“那应该在哪里？”我看看她。
“知道吗？饭桌上的只能算是酒肉朋友！不论什么地点都能在一起的朋友才不一般！”
“有点道理。那么我们算什么样的朋友呢？”我听出她的话里似乎另有用意。
“那要看你把我当成什么朋友呀！”
“当然是不一般的朋友了！”我笑了，“我们都同居过一间房！”
姗姗没有做声，只是把手伸到我的被褥里。我感觉敏感的部位被她握住了，于是身体一震，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呢？……”姗姗呻吟着说。
我没有说话，强忍着那即将喷薄而出的冲动！
“为什么不释放自己呢？被你工作里见到的情景吓坏了？”姗姗喘着气说道。
我心里疑惑她怎么知道我是法医。
……正处于放或不放的纠结中时，我惊醒了过来。
原来是一场梦，我躺在床上，想着有多久没见过姗姗了。
应该有大半年了吧？如果不是莫名其妙地梦见她，说不定我还真把她给忘了！
好奇害死猫，与姗姗来往的那段时间，我们很有默契地从不试探对方的底细。我们认为，彼此间的友谊平衡，需要用尊重对方的意愿来维持，尤其对于彼此间的私事，既然不说，那就不问！再说，我们谁也不是对方的谁，似乎没什么理由谈及那些！在这一点上，我自信与她绝不会因此产生心理隔阂！
直到不久后，我去了一次姗姗上班的地方——“月亮湾”夜总会，才明白那个所谓的平衡其实是很脆弱的，就像度量极精确的天平，稍有增减，便失衡得一塌糊涂！
我去夜总会不是消费，而是办案。刑警队接到上级的指令，一个重要的通缉犯已经逃到这个城市，据线人举报正在“月亮湾”夜总会里，必须马上将其抓获。于是刑警队不分警种，所有人集合待命，等待领导研究围捕方案后具体分工。
因为逃犯身份特殊，我们没有任何询问案情的机会，有的只是一道抓捕的命令和一张逃犯的照片。
鉴于逃犯所处的环境复杂，我和董建国被先期派到夜总会里摸查情况。
去那里后，我们四处观察了一阵，没发现可疑目标。——说实话，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线索，仅仅依靠一张两年前的通缉令照片，是无法确认一个人身份的。而那个逃犯当晚和什么人在一起，穿着什么衣服，携带什么东西还一无所知！
察看一阵无果后，我们找了靠门口的位子坐了下来，准备守株待兔。
夜总会的大厅里正在表演节目，一个打扮怪异的女子在台上与节目主持人相互调侃。
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夜总会的这种气氛，总觉得怪怪的，有些暧昧！
“……我是我们村里的著名歌手！有很多‘粉丝’的，石榴群下曾经迷倒过一大片人！”听着那女演员的声音，我觉得有些耳熟。
主持人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然后说道：“是吗？我看不出来。”
“那次村里举行唱歌比赛，我上去一亮歌喉，台下就倒了一大遍。七个评委有六个晕倒，还有一个上来紧紧抓住我的手不放，嘴里说：‘人才呀！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台下传来一阵轰笑声。
“没想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