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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认为两案的凶手是同一人，而矿洞白骨案跟陈林秀案有着内在的联系，自然跟这起案件联系在了一起？”
“没错，但这并不是我并案的唯一理由！”我当然不能仅凭概率学，把犯罪的认定寄托在可能性大小上！
“这样的理由太勉强了！”董建国说，“你能解释凶手为什么要分别杀害两个不同的女人，而且还有一个小孩吗？”
“这我不能解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在水落石出之前就能解释清楚！”我回答，“但人们常说打蛇要打七寸，就是说要抓住事物的关键。影响每一件事发生的因素很多，而且会有很多的巧合，我们不一定就能详尽地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只需解释的确那样发生过即可！”
目前为止，需要解释的地方还很多，但两案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我坚持自己观点的原因！我并不反对他把我的意思归纳为“凶手是同一人”——虽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现场里有更确凿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判断，找到这样的证据只是时间问题！
“我觉得分析的依据还是少了点！”
“依据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是否客观，一个客观的依据比一千个主观臆断的理由管用。推理要靠客观物证说话！”我说。
董建国一时语塞，脸上显出不悦的神情。
“好了，你们的观点我清楚了，无需再争论。”林显著副局长制止了我们的争论，随后问潘云：“彭帅他们的案子进行得怎么样？”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潘云回答，“自从排除了姗姗作案的可能之后，他们就把侦查方向转回了情杀！”
林显著在记录本上记了几下，然后环视大家一圈，说道：“刚才的几位同志都讲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争论得很激烈。我觉得很好，有争论才有进步，才能有助于工作的开展！……但是为了不缩小侦查范围，我认为还是应按董建国同志的意见，组成两个专案组，对白骨案和这件案子分别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合并侦查。彭帅他们的案件，我们也要及时把握情况，有线索时主动介入。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确定死者身份，凶手越是不想让我们知道死者的身份，越说明他跟死者的关系不一般！只要查出死者的身份，我们的案子侦破工作就前进了一大步了！……”末了，他问马自行和王志国道：“局长，政委，你们看这样安排好不好？”
马自行、王志国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林显著的安排滴水不漏，不得不让人佩服，我虽然坚持这两件案子应该合并侦查，但却并没觉得这样安排有何不妥！两组人马同时进行调查，表面上分散了战斗力，但却可分可合，有充分的理由时，迅速形成合力。同时，这样的安排又没有驳我和董建国两个人的面子，不愧是当年的“铁三角”，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的老刑警！
接下来潘云对侦查人员进行了分组，分别安排工作任务。我和李智林因为法医工作已经完成，也被临时抽到了专案组，以加强调查力量。
“邓法医和李智林两个人负责查一下现场公共汽车卡的情况吧。”潘云安排我参与出租屋杀人案的调查，“看看通过这条线索有没有收获。”
“好的。”我答应道。
接着潘云又向其他人一一交待了侦查任务，当然都是围绕寻找女死者身份展开的！
散会后，我和李智林到物证保管处领取了死者的那张公共汽车卡，还要了一张翻拍的死者照片，两人去了一趟公共汽车站。
“师父，你刚才为什么没有说卡片的事呢？”途中李智林问我。
“你觉得如果说了，他们会按着我们的思路吗？”我反问。
“不会！”他想了一下，“可能没人敢冒这个险！”
“那不就结了！”我说，“如果是我，也不会只走一条道！”
“那你怎么确定公共汽车卡是凶手放在现场的呢？”李智林继续问。我之前对他说，那张卡是凶手放在现场，用来迷惑我们的，看来他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
“你注意到同一桌面上的血滴吗？”我问。
李智林摇摇头：“不就是几滴血吗？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些血滴已经凝结，发了黑！在血滴的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与卡片的下面灰尘是一致的。这说明，公共汽车卡放在桌面的时间跟形成血滴的时间是不相同的！……”
“哦，公共汽车卡是在死者死亡之后被人放在那里的！”李智林醒悟过来，“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有必要在这张卡上浪费时间吗？”
“很有必要！”我回答，“至少，我们得弄明白凶手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而要弄明白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顺着他设下的局走下去，找到其中的破绽！”
第一百零四章 这个女人是谁（四）
到汽车站后，我们在办公室里找到了负责管理运输的一个主任。
听完我们说明来意后，那个主任将公共汽车卡拿过去看了一下。
“这的确是我们公司的卡。”他说，“但我们的卡从不记名，根本无法查出持卡人！不过可以查出持卡人近期的乘车路线！”
“能不能查到开卡时间和使用情况？”我问。
“这些卡是允许乘客退回来的，所以确定不了是不是以前用过，开卡时间不好说。至于使用情况，只能查到这一个月在什么时候上过哪趟车，一个月前的记录已经被自动清除了。”
这让人感觉有些沮丧，女死者是一个月前死亡的，看来从卡上也查不到什么了！
但是工作必须得做，我们查了一下卡上的信息。让人震惊的是，公共汽车卡居然一个星期前还使用过！而且，都是使用在18路汽车上！
这与我们判断死者的死亡情况大相径庭，李智林有些着急了：“怎么会这样？按说应该是一个月以上没使用过才对呀！死者可是死了一个月以上了！”
“这些记录会不会发生差错？”我想了想，先问车站的运输主任，“比如说是上一个月乘的车，记录却登记到这一个月！”
“不会！”运输主任摇摇头，“我们每月按记录统计收入，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师父怎么办？”李智林有些担心，“怎么会出现了与我们分析的不符之处？难道是我们的判断有误？”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第一判断！”我笑着说，“只要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客观的。有时候，没有受过环境影响的直接感受，可能才是最真实的！”
“那么，还是坚持原来的思路吗？”李智林有些信心不足，“有没有最近气温太高，加剧了尸体腐败，影响到我们对时间的判断的可能？”
这不能怪他优柔寡断，如果在时间上出现差错，调查就会有南辕北辙的风险！
“不，时间上的矛盾正好印证了我们的推断！”我说。
“怎么说？”李智林有些不解。
“这张卡放到现场的时间，本来就与发案时间是矛盾的。这样一来，不是更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吗！”
“这碴我倒忘了！”他拍了一下头，“那咱们还应不应该继续查下去？”
“当然要查！我想知道凶手到底想把我们指引到什么地方！”我想了想，又问那个主任：“18路车经过哪里？”
“从汽车总站出发开往汽车南站，经过的地方很多，这里有路线图。”主任找出了一张公交车路线图递给我。
“这条线路有多少辆车？司机有多少人？”我边看图边问。
“18路车有9辆，每十分钟一趟。但你要问多少个司机，我也说不准！有的车子请了司机顶班，由他们自己安排，公司不管的！”那个主任回答。
“主班司机的名单有没有？”
“有，我给你们拿一份。”那个主任从办公桌里找了一份名单递给我。名单上有司机姓名和电话号码。
看来没什么捷径可走，只能一个个地找司机了解情况了！
李智林开玩笑说，这是拿死马当做活马医！那个主任也很赞成这种说法：“问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到什么情况！一天来来去去的得有多少乘客啊！他们哪里注意得过来！”
我没有作声。工作的难度谁都知道，但很少有人明白，公安工作就是这样，没查到最后谁也不能说不可能！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不管怎样，还是得一个一个去地寻找知情人！
李智林将那份名单上的人数了数，然后说：“有29个司机。”
“恐怕不止。”主任在旁边说，“有的司机会雇人跟自已换着开。具体有多少人要找到他们才知道！”
于是整整一天，我和李智林都在寻找那些司机了解情况。对于正好当班的人，我们很容易就有了调查结果，但还有一些人因为是晚上值班，白天休息，所以不得不去他们家里，困难就大了许多！理解警察工作的人没什么说的，不理解的因为休息受到打扰，免不了发一些牢骚，我和李智林只得耐住性子向他们解释一番。一天下来，不禁唇干舌燥！
天快黑时，能找的人都找到了，还是没有收获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最后只剩下了一个顶班的老司机没有找到，我到他家时，家人说他外出散步还没有回家。我们说明来意，征得他们同意后坐在老司机家里等着。
老司机的老伴看样子五十多岁，待人很热情，她给我们倒了茶，笑着问：“你们找他了解情况？”
“是啊。”我从她的口气，听出了不太靠谱的意味，不禁有些失望。
“他都六十二岁了。上了年纪，做什么事都丢三落四的，平日连自己的衣裤都找不着，哪能记得住那么多事！”
“这样呀！”李智林显得很失望。
“那可说不定。”我笑着说，“人的记忆跟思维一样，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许他对这些事有印象也说不定！”
正聊着，老司机回来了。我们向他说明了来意，把死者生前的照片给他看。
“这个女的？”老司机看了一看，说道：“我记得上个星期还看到过她。”
“开什么玩笑！”李智林叫了起来。
“怎么？”老司机看着我们，没有明白。
“你确定是这个女人？”李智林问。
“是她！我不会看错的。”
“她死了有一个多月了！”李智林看着他说。
老司机看看我们俩，那眼神仿佛在说是我们俩疯了。
“警官你们别吓我！你们的意思是说我这个月看到的是鬼？！”老司机笑了。
我们没有做声。
他看看我们不像开玩笑，笑容顿时变得僵硬起来。
“这一个月我都轮着晚班，每天凌晨两点才收工。这个女的每天晚上搭我这班车，衣着时髦，爱坐在最后的那排座位，就是车里没什么人也是坐那里的！所以我对她印象很深。”
我们不禁被他说得毛骨悚然：“那你最后是什么时候看到她的？”
“大概是上个星期一吧。今天星期二，算来已经是一星期前的事了！”老司机回忆道，“本来她每晚十二点半上我的车，即使是周末也不例外！但是从上个星期二开始就没再见过了！”
“那女的在哪里上的车？”我问。
“人民大道的银行门口。”
“在什么地方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