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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最后关头他选择用枝丛和藤蔓来阻止撞击，飞机在冲至丛林的边缘时被阻止住了，小半截残破的机头露在丛林与空地的边沿，我们跌跌撞撞，七荤八素，从枝丛里扎进空地，然后惊魂未定地看着那架载我们上天堂又下地狱的Ｃ４６残骸。
它并没有爆炸，但是我们却听到爆炸声。我们下意识地躲避，然后才发现爆炸不是来自飞机残骸，而是来自我们背后的雾气之中－那是枪声炮声，和一种，比如说吧，把弹药库点着的声音。
我们茫然地看着身后的雾气，就像我们刚才茫然看着身前的雾气，直到听见美式威利斯吉普的引擎声。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便看到一辆吉普冲破雾气不紧不慢地驶来，车上坐着两个同样不紧不慢的英国军人。
阿译大概觉得礼貌更适合这样的外交场合，于是以一种中国式的拘谨微微鞠了一躬，“先生们好。”
但是那两位都是带着武器的，于是立刻有了一支李恩斯菲尔德步枪和一支司登式冲锋枪指着我们。
“我们是朋友。”我用英语说，我说这话时着实有点脸红，因为无论如何不该出现一支只拥有裤衩的军队，“中国军队。”
枪倒是放下来了，车继续往前驶。
我追着他们问：“我们是迫降的！这是在哪儿？”
车驶过我们一段才停下的，车上的英国人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看着我们，那种活死人一样的漠不关心是如此熟悉，不但没有关心，连好奇也没有——通常我们也用那种态度对待彼此。
英国人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地说：“亚细亚啊，这该死的丛林难道会是欧罗巴吗？”
我笑不出来，从那几位一丝不苟的表情上来看他们也没认为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开的，所以他们不和我们开玩笑——幸亏他们的司机觉得我们的差距还没差到完全不可以对话。
他说：“你们降错地方了。”
我真的很想笑，那种很想笑但表现出来是一种像哭的表情，“我同意。可我们是迫降，我们被日本人打下来的。”
“机场在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那说急倒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你们总是搞错地方。”
我身边的阿译下意识地看表，但是显然他只能看到他的手腕。我把他的手腕打了下来。
我耐心地说：“尊敬的先生，只需要一个单词，您就可以让一群迷路的人知道他们的位置。”
那位尊敬的先生驱动了车，冷淡地说：“看你们的地图。”
他那样理直气壮，以至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仅有的一条裤衩，以确定那里边确实没藏着一份高比例军用地图，而我抬头的时候那辆车已经驱动。
“您从哪儿看出我身上藏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整座仓库？——我们他妈的在哪儿？！”我根本顾不得外交礼仪了。
那辆车扬长而去了，你礼貌或者无礼对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丢下一个死样活气回答：“我们在撤退。”
阿译问我：“他们说什么？”
我狂怒地挥了挥手，“说他们已经死了！不问活人的琐碎！”我捡起一截树枝照着吞没了那辆车的茫茫雾气扔了过去，显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听着遥远的爆炸中，恶毒地臆想着两位活死人大爷已经被流弹命中。
被我提醒到的郝兽医忽然跳了起来，“没死！嗳呀！他还没死！”
他急急忙忙又向Ｃ４６的残骸跑了过去，我们不明所已地跟着，当想清楚他要做什么时，我们跑到了他前边。
我们从残骸里把那位奄奄一息的美国飞行员搬了出来，我们尽可能缓解他的痛苦，因为他曾平等地对待过我们，郝兽医尽一切能力救护，可惜只能是一些徒手的急救。
美国人混浊的眼睛终于清亮了一会儿，看了看簇拥在他身周的我们，又看了看雾浊浊的天空。
“去打仗啊。他妈的你们。”他说，然后就死了。我们愣着。
迷龙疑惑地问：“他叨咕啥？”
“他妈的你们，去打仗啊。”我说。
迷龙问我：“……和他妈的谁打？”
我问阿译：“……营座，和他妈的谁打？”
阿译看起来此事完全与他无关一样，也难怪，过很久他才想起他是营座。他总算在军官训练团混过，于是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哦，我先得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烦啦，我们在什么地方？”
我看了他足足几秒，让阿译几乎觉得神秘莫测起来。
“别逼我再说损话了。损人又不利己的。”我咬着牙说。
于是我们沉默。过一会康丫挠了挠头，“有锹的没？”
不辣很奇怪康丫怎么要那玩意儿，“衣服，枪，哪个都比锹要紧啊。要锹做么子？”
康丫瞪眼，“埋了他啊！”
我们瞪着他，因为这个不算自私的建议竟然来自一向只顾自己需要的康丫。
用手刨坑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后能做的是把二十多具尸体在林边排开，用拆下的树枝遮盖。
这场进军更像溃败，在不知其然之中我们已经折损近半。死了的安详，活着的倒茫然。我们听康丫的建议简单地料理了死者的后事，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一样，他们注定无名无姓地在异国的土地上埋葬。
忙完这件事的迷龙开始尝试着从飞机上找下的一根撬棍。阿译拿着一支从飞行员身上找到的自卫手枪，和我一块在地上画地图。那一帮家伙在用铁片分解从飞机上搬下来的帆布，想为自己找点儿御寒遮身之物。
飞行员曾把我们当人看待，所以我们不扒衣服，他留下的手枪被派给了最高长官阿译。阿译和我成立了临时指挥部，我们想找到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外的机场，但这是拿着地图也会迷路的丛林和山峦。
阿译挠着头，我挠着腿，似乎一切又回到收容站昏昏欲睡的无所事事中。
背后传来一句日本话：“你们好。”
我们愕然地回头，看着从雾气里出现的那名日军，他拿着一支跟他一样长的三八式步枪，向我们鞠了一个躬，介乎于友好和羞涩之间的微笑。那货应该是从丛林里钻出来的，一手提着砍山刀，身上的衣服也被荆棘藤蔓撕开了——我们瞪着他，我们惊讶得喘不过气来。
他微笑着叨咕：“缅甸人，朋友。德钦人，掸族人，克钦人，朋友。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敌人。”
我们没人听得懂日语，只能傻呵呵地瞪着他，而那位显然也不会说缅语，他已经先入为主地把我们当作缅甸反英武装，于是又鞠了一个躬，并丝毫不带戒心地打算从我们中间通过，他甚至又哈了哈腰希望我们让一让。
缅甸人反英反了上百年，日军嚷着解放缅甸进入缅甸，于是缅甸人连带着把中美英同盟一块反了，几月后他们开始反抗继英国之后侵占他们国土的日本人。
现在我们这副尊容被他当作友军，因为看上去我们在打劫美国飞机，而且常年出没丛林的人确实不怎么爱穿衣服。”
“你姥姥！”随着怒骂，迷龙一撬棍把那个日本人拍死了，然后从尸骸身上拿过了步枪挂在自己肩上，接着开始扒那日军的衣服，信奉着一个人的就是大家的这种逻辑，我们都过去扒那日军的衣服。
一发子弹从我们这帮食腐动物头上飞过，我们抬头，看见从丛林里钻出的又一个日本人，迷龙站起来打算再拍死一个，但我们接着看见的是仍在与枝叶与藤蔓纠缠不清的又十多个日军。开枪的日军一脸不善的神情，那是自然，因为我们正在扒他们的斥候。
日军远远喝道：“你们在干什么？”
迷龙枪仍背在背上，挥了一下撬棍做出一个攻击姿势，我以为他要冒死上去拍死一个了，但结果他是以进为退地撒腿就跑。
康丫叫道：“跑啊！”
我很想为他这句话抽他，但迷龙一马当先，康丫奋起直追，众人已经一溃如沙，我只能拖着一条腿希望不要跑成最后一个。阿译用一种惊讶之极的表情看了我一眼，然后跑在我之前，当我已经快落在最后一个时，郝兽医和不辣一边一个架起了我，我们沿着林边奔跑。
康丫那一声鬼叫和我们这通跑已经让日军完全醒过味来。“中国人！（日语）”“射击！（日语）”这样的吆喝声在身后此起彼伏，他们开始射击，落在最后的几个同僚一头栽倒。我们开始插斜道往林子里钻。
林中的那条羊肠小径在我眼前直晃荡，我的腿痛得象要爆炸，痛出的冷汗涩得我视线模糊。我身边的郝兽医和不辣也在气喘如牛，长期饥馑让我们的体力根本不堪这样的狂奔。
我们三个猛然绊倒在什么东西上边，我飞跌出去的时候把自己摔得两眼发黑。我被一个人扶起来，那是阿译，同时我视线昏沉地看了一下那个绊倒我的东西：那是豆饼。
阿译问我：“怎么办？”
“你是营长！你说怎么办？”我反问他。
“你是连长。”阿译居然有脸这么说。
我愕然了一下，看着阿译那张绝对六神无主的脸，刚才他得到斥候的上衣而迷龙得到了裤子，都不合身，但一个有上衣而没裤子的男人看起来绝对比光屁股还要滑稽。而我们周围，所有跑不动的人全瘫在这里等着我的一个办法，那几乎是我们全部。
我说：“分开跑。只能这样。”
“不行。”“那哪成？”“扯犊子呢你。”“不中。”“扯卵谈。”“放屁你。”这种天南地北的否决语在同一秒钟之内蹦了出来，来自阿译，来自郝兽医，来自迷龙，来自豆饼，来自不辣，来自康丫，来自所有人。谁曾被五湖四海同时否定过吗？我只好看着他们发呆。这是我想到能跑掉几个的唯一办法。但是我忘了我们是哑巴牵引着的瞎子，无臂人背着的无腿人，谁也不敢离开谁。我们的上峰把我们成捆地计算，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人捆子。
我看了看他们，说“那就打。没时间了。”
阿译问：“那怎么打？”
我瞪了阿译一眼，碰上这样一个一切问题都扔给你的上司也真就欠上吊了，“他们打仗步兵前，火力支援后。又是雾又是林子的，机枪掷弹筒不好打的。别怕死，扑上去抢前边步兵的枪。”
于是阿译像木偶一样向众人重复：“别怕死，上去抢枪。”
我看着所有人木头一样仍呆在原地，不好踢阿译我只好狠踢了康丫，“再蹲这就永远用不着怕死了！都藏起来！”
这群残兵散勇总算是明白了，往茂密的枝丛里去找躲藏的地方。我拉了一把阿译，看着他的枪——冲上去的时候我需要那玩意儿。阿译看了我一眼钻进枝丛，他装傻充楞当没看见。我又看了眼迷龙，他总算把撬棍插回腰上而把步枪拿在手上。
我需要那枝枪，它是我进攻的武器，但就像我需要阿译的手表一样，他不给我——尽管在他手上，那只是让他觉得自己还算安全的工具。”
于是我只好一脸失败样儿地去找我的窝藏之地。
追赶我们的日军终于在林径上出现，正像我以往经验中的一样，他们拉的是三角队形，轻装步兵在前方搜索，一组轻机枪和一组掷弹筒在后边掩护。我只能看到第一个轻装组，另外的支援兵都在林中和雾里，我们看不见他们就像他们看不见我们一样。
卢沟桥响枪时我弃学，徐州会战时我从军，四年来败战无数却屡屡逃生，逃到后来我很愤怒，飞机坦克没有咱不说它，对方步兵战术的僵化死板像是得了阿译的亲传。一万年不变的三角队形在丛林和大雾中居然照用，火力兵力都被分散，打过半年仗的中国兵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