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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效的，挥起的拳头放下了，捉拿我的人在第一时间被我喝得犯了愣登。
我开始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地实行我的计划，“你们在围攻一个军人！不光是军人！还是一个爱国军人！不光是爱国军人，还是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不光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爱国军人，还是和日本鬼子打仗以致重伤的爱国军人！”
他们呆呆地傻傻地看着我，他们很好哄，比豆饼还好哄。我注意到其中有个无疑还是女孩儿的女人很漂亮，很洁净的一种漂亮，我把目光绕开了她——那关我什么事呢？
……
沉默。不能沉默。需要叫嚣的时候不能沉默。孟烦了你得活。
“我的连队！身先士卒！前仆后继！拼光了日本鬼子的整个小队！我亲手——亲手把燃烧瓶摔在鬼子的坦克上！看着它爆炸！”
尽管现实是我天衣无缝地扔掉了燃烧瓶，趴在坦克下装死。但是我的听众很慑服。我对着一群单纯而敬佩的眼睛。
“你们知道什么是坦克吗？钢铁的！刀砍上去就断了，子弹打上去弹回来！跟这房子一样高！我掐着鬼子小队长的脖子，拿手榴弹给他脑袋开了瓢！小鬼子拿刺刀从背后捅了我！看这伤！——我不行了！只是想死前吃口饱饭！”
我肘弯里夹着日军小队长的脖子，拿德国长柄手榴弹敲他的脑袋。一个胆怯的日本兵从后边拿刀捅我——这当然是臆想，是我自己都要嘲笑的臆想，但是我的听众已经不仅仅是敬佩，而是敬畏了，他们发出一种哄哄的和嗡嗡的声音。
我非常清楚此战宜乎速，不能给人反应时间。我迅速拉上了我的裤子，在一干人等哑口无言时，我沿着青石路面迅速走开——当然，我挟着那捆粉条。
粉条被摊主温和而坚决地摊主从我腋窝里夺走了，我脸上泛现受惊而失望的古怪表情。摊主也是一个同样的古怪表情，“对不住老弟。我一家等吃饭。”
我没回头，腋下空空地离开，带着受惊和失望的表情，后来慢慢变成苦笑。禅达也在闹饥荒，日子越来越难，感动人容易，找食很难。
围观者默默无闻地带着羞愧散去。那关我什么事呢？我不可能吃他们的羞愧，拿他们的内疚当药抹在腿上。
我沿着禅达的巷子走，我走这里是因为这里路窄，我可以扶着墙。同一伎俩不能在一地耍两次。我得从西城市场转战东城市场。我拖着我的腿，腿越来越重了，以前出于自尊我还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瘸，但现在已经瘸得不像话了——我支撑不住了。
禅达人从我身前跑来，向我身后的禅达人报讯：“当兵的把县衙门给抢啦！”嘴快的家伙尽量不看我。那一定是不辣们干的，但是关我什么事呢？我喘气，眼前发黑，地面离我越来越近——这个叫摔倒。
我晕厥了。
我睁开眼，这毫无疑问是个女人的房间，不管日子过得怎样，女人总喜欢在屋里弄些小零碎的，这也毫无疑问是个女孩儿的房间，因为它尽管贫穷，却有种清幽寂寞的味道。屋里最精致的东西是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穿着中尉服装的年青军官，你不好说他有什么特点，因为我们照相时都恪守着那种刻板而炫耀的姿势，他甚至有点儿像我的过去，除了风华正茂你在这种相片上几乎找不到更多内容。
我开始观察在我大腿边忙碌的那个女孩儿，她是我在脱了裤子慷慨激昂时有意将目光错过的那位女孩儿，她年青到了“小”的程度，你甚至会觉得这样一个女孩儿是不会长大和变老的。她用布卷蘸了酒精，小心地在拭擦我的伤口周围，她根本没勇气让酒精触及我的伤口——我注意到我是躺在她的床上的，我的裤子又被脱掉了。
我终于没耐心忍受那种小心时便发声提示：“省点儿心思吧。碰到伤口也不会痛。”
她“啊”了一声，受惊到把瓶里的酒精一点儿没浪费地倒在我伤口上了，这让她慌了神，然后开始很狼狈，又怕弄痛了我又想拭擦掉酒精。
“好凉快。”我说。
她惊咋——她像小动物一样好惊咋，“痛死你啦，痛死你啦。”
我安慰——安慰得近乎于炫耀，“伤口没知觉了。要痛就是从里边炸，像爆炸。”
她手忙脚乱时大概是不怎么听人说话的，“我是笨蛋螃蟹八只脚，没一只长对地方的。我哥讲的。”
她说话带很重的川音，但实在是比要麻好听得多了。我只好在我的伤口上重拍了一记，拍得我自己都有点儿变色了，可她又惊叫了一声，于是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啦，我吹嘘着：“痛不怕。我就当它是长日本鬼子身上的。”
她开始赞叹：“你真厉害。我给我哥包伤，碰一下他就骂。他要有你厉害日本人早打跑了，我们回四川啦。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讲。”
她提到另一个男人时，让我想起自己是如此的衣冠不整，我抓过被脱在一边的裤子盖在腿上，一边挣扎着想下床。
“你做啥？”
“找你哥哥。谢谢他扶我进屋。”
“我抱你进来的。”
我看了看她，她绝对不是孔武有力的那种人，实际上她小巧得让我站在她面前也觉得自己有点魁梧。我挠着自己的头，很觉得下不来台，“不用费劲的……其实我躺躺就爬起来啦。”
“你没好重的。”
那真是加倍的没面子，没面子到我决定放弃这个话题。我赶紧包扎自己还裸着的伤口，好在这样一个没轻重的家伙面前至少穿上裤子。她也凑上来帮手，她的帮手很笨，笨到有点儿莽撞，并且在照我的葫芦画她的瓢时，还不时发出“原来是这样包啊”“你真聪明”诸如此类的赞叹。
我努力再岔开话题，“你四川人跑到滇边来做什么？”
“没哪个要来啊。跟我哥乱跑。爸爸妈妈走得早，家乡没人了，我就跟川军团走，我哥到个地方，就在驻地外找地方给我安家。他也是中尉，他连长去年死了，他是正连长。他管好多人。”
我管她夹七缠八地说什么呢，我更关心赶紧把伤口包好，以便穿上我的裤子。她是个年青得让你很想靠近，却又想躲着的女人，我不喜欢和这样一个人靠得太近，还要一边很没面子地没穿裤子。
“年初我哥打仗去了。他们师有人回来了，可我没看到川军团的人。”
我尽快地把伤口对付好，哪怕有点儿马虎，我尽可能逃避开往下的话题。
“能不能帮我个忙？”
我停下，手悬在绷带的最后一个结口上。我知道她想做什么。我不想帮她的忙。
但是我抬起头，和我的一脸阳光，“我是一定要谢谢你的。我当然帮你的忙。”
她急促地，饱含机心地提出她的要求，那是幼稚的机心，“我等了一年多了。等我哥哥。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你也是中尉，也管好多人。”
“当然可以。”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啥？”
那家伙一脸小孩儿家要和别人拉勾言誓的表情，并且说出这样世故的宣言：“现在我们都很穷，不能帮人白做事的。给我了，你就没有了。要换的。”
我只好苦笑，“这么有道理的话……大人告诉你的？”
她没搭理我的奚落，“所以，要用换的。”
我很难忍我的刻薄，那玩意儿总像疖子一样冒头，“换什么？你有什么？比如说……磺胺？”
她立刻开始翻箱倒柜，对着翻出来的几个药瓶，有点儿麻爪儿，“什么是磺胺？”
我翻了下那几个药瓶就开始嘲笑自己刚起的妄念了，“这倒能治感冒……可我要的是磺胺，强效消炎药。”
“药铺子没好远，我去看有没有。”
她真是快让我受不了啦，我说：“不用看啦——”
但我停住了，因为她开始去翻她放在柜子里的罐子，她从那里边掏出少量的钱，显然是准备为我买药的。罐子里应该还有更多的内容。于是我收声。
她以为我有些失落，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好远的。”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包得狗挠一样的伤，“嗯，那就麻烦了。”
她已经毫不耽搁地打算出去了，生活对她来说是另一种节奏和颜色的，“没药我就拿那个跟你换。”她指给我看放在桌上的一捆红苕粉，带着点儿惭愧，“我只有那个了。”
我看了一眼就不再看它，“我就算用爬的也帮你找。”我低了头，不想再看因此而泛出的满意笑容，我看着那双轻快地在我视野里挪动的脚踝，当门帘掀动时我又忍不住抬头，“怎么称呼？”
我正看见一个一半在门帘之外的笑容——我想杀了自己。
“小醉，小醉姓陈。”
“最好的最？”
小醉有些恼火，“喝醉的醉啦！”
她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名字，但那都淹没在放下的门帘之外了，我听着她远去，呆呆看着自己的伤口。
哪家药铺的柜台上都不可能有磺胺，它们在第一时间就被伤兵抢劫殆尽，那些药只会出现在黑市上，伴随一个她绝不会为我出的价钱。而川军团早已全军尽墨，我根本不用爬着去找，要麻就是川军团仅存的残渣。
我不再发呆，迅速套上了裤子，我打开柜子，把罐子里并不丰盈的半开和纸币倒进自己口袋里，然后挟起那捆红笤粉迅速逃离。我走过院子，院子里竟然有几只鸡在啄食，在饥馑的禅达，这实在是稀罕物，我想连这个也顺它一只，但发现根本不可能追上它们。
我放弃。我出去，做贼要见好就收。我记住了小醉这个名字。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我以一个烂腿人能达到的最大速度逃离现场，逃出这条巷子，碎散的粉条落在我的身后。我发誓，我想死。我只是想能带着完整的两条腿去死。
收容站的天井里，几个家伙早把灶台搭得了，刨了坑，用了砖头，还有放烟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了，架了某人弄来的锅，烧着豆饼弄来的柴，蛇屁股和某某某某这样便宜占得太大的也不怎么好意思，提来了免费的水，烧着不要钱的火。
康丫掏出了一小纸包的盐倒进锅，郝兽医拿出一个药瓶装的油，倒完之后还在锅里涮洗了一下，然后是某人的料，要麻的烂菜叶子。
康丫忍不住抗议道：“要麻，你家白菜闹分家呀？”
要麻申辩：“团团圆圆的马上就来！”
好吧，就算是这样五马分尸的白菜我们也认了，然后放进我的红苕粉条，我们瞪着锅里又看着大门，我们呼吸着锅里的气味又想留点儿嗅觉。我们都不说话，用一种挖地雷一样的谨慎对待眼前的这顿饭。
我们的主角阿译终于进来了天井，他像是怀了孕一样捧着肚子，他今天难得的不那么正经了，走近我们的时候他绷紧了一张苦脸，但瞎子都闻到了，生猪肉的味道。
康丫扑了上去，阿译强绷着脸上的笑纹，我们从他衣服里掏出他所怀的鬼胎，整整一条的五花猪肉，足有三四斤——在证明自己时他还是很大方的。他绷了脸，打算还来点儿大段的，“这块肉，三斤四两六钱，来得不易。我以御外侮之师的名义，还有胜利的名义，命令卖肉的给打个折，可是……”
管他可是可不是呢？肉到手就成。康丫在吼：“有刀的没？”
蛇屁股从腰后摸出了他的菜刀，并且毫无争议地掌厨。他开始在阿译的告示牌上切肉时，已经被我们簇拥了。阿译也住了嘴，因为真没人听他的。
康丫这鬼头忽然发现有必要阿谀一下为我们提供猪肉的人